文|青磚
編輯|青磚
天主教自明末再次傳入中國以來，清朝前期各帝王在不同時期對天主教政策時禁時容、時緊時寬。
景教傳播壁畫
帝王的文化心理對這項政策的改變有很大影響。
儘管傳教士帶來的是異質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但順治、康熙和乾隆對西方科技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順治帝不只採用了湯若望依照西洋新法修訂的曆書，而且任用他為欽天監監正。
湯若望
經歷過曆法之爭的康熙認識到西洋新法優於傳統曆法，因此改用西洋新法治歷，並起用南懷仁。
雍正時欽天監理正是日耳曼人戴進賢，他主持編纂了《天象考成後編》。
乾隆年間，戴進賢過世後繼之的是南斯拉夫人劉松齡，任中國監正三十年之久。
欽天監是主持中國曆法的職位，在古代，統治者把天象同自身統治安危相聯繫。
所以曆法是朝廷非常重視的工作，欽天監監正的職位也非同尋常。
從清前期的監政多任命西人我們可以看出，清初皇帝把西學與西教作了不同的區分，儒家的兼收並蓄思想使他們具有一定的吸納先進科學知識的胸懷。
科學成了中西方文明交會碰撞的一個緩衝點，傳教士把它當作傳教的手段，使得西方基督教文明藉助它進入中國並向中國人施加或多或少的影響。
那麼，清朝對外來天主教一直都是排斥嗎？清朝早期的帝王對待外來天主教發生了何種心態變化呢?
儒家思想下的帝王政治行為
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明才可以藉科技的小孔管窺西方的文明，以虛懷若谷的心胸對待西方科技是清初帝王對傳教士寬容的一個原因。
清朝雖是少數民族政權，但它迅速被中原文化同化，把儒家思想確立為統治思想，尊崇儒學作為基本國策。
對皇帝來說，儒教是確保皇位永固的精神支柱，是皇權與秩序存在的思想理論基礎。
康熙自幼熟讀四書五經，雍正也極尊孔崇儒，雍正曾言：「我們聖人留下的規則是不能改的」。
儒家思想成了帝王處理事務的一個尺度，如法國傳教士白晉所言："雖說康熙是個政治家，但他如果對天主教和儒教的一致性稍有疑慮，就決不會允許天主教的存在" 。
為了不讓天主教和儒家思想正面衝突，早期來華的傳教士採取了迂迴的傳教策略。
他們提倡"合儒""補儒"，在儒家學說與天主教教義之間尋找共同點，並利用儒家經典來論證和闡明基督教教義。
以後的傳教士繼承了這個傳教策略，他們學習漢文，尊重儒學，並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和方式行事。
他們的本土化、儒化適應了帝王尊重儒學的文化心理，所以順治和康熙前期的宗教政策是寬容的。
然而，中國從來就不是一神教國家，民眾和皇帝沒有西方那樣堅定的宗教信仰，從上至下共同信奉的權威就是天人合一的皇帝以及不可挑戰的君主皇權。
皇帝要求人民各屬等級，服從天命皇權，捍衛儒家禮儀以強化自己的統治，這是在位帝王共同的文化心態。
一旦這種權威受到挑戰和威脅，統治者會利用政權的力量來回應挑戰，解除威脅。
順治和康熙因人容教，因傳教士有才有用、有功於朝廷而容許天主教存在。
但容教不是縱容，更不是信教。
曆法之爭之後，康熙八年（1669）八月諭旨： "其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隸各省復立堂入教，仍著嚴行曉諭禁止。"
明確指出允許天主教的存在，但不允許中國人入教。
即允許"自行"，不可"外傳"，傳教士仍可透過其他的途徑對中國人施加潛移默化的影響。
很快，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初二頒布"寬容敕令"，公開解除了禁教令："……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但後來的禮儀之爭，對帝王傳統文化觀念造成巨大衝擊，康熙深切地感受到天主教與儒家思想的嚴重對立，他對大臣說：「汝等知西洋人漸漸作怪乎？將孔子也罵了。予所以好好待他者，不過用其技藝爾。"
更嚴重的是教宗權威企圖凌駕於皇權之上無疑是對君主專制主義的嚴重挑戰。西方學者赫德遜也認為，禮儀爭論突顯了教皇至高無上的地位…
這時，康熙的眼裡才看到這一事實，即它的臣民中有10萬人聽從國外的命令。
帝王的傳統皇權危機意識
教皇使節和中國皇帝之間的衝突，不過是經常重複的羅馬的國際權威與一個主權國家之間的鬥爭的翻版。
康熙
我們不能否認「中國禮儀之爭在開始的時候是一場觀念之爭，是……比較純粹的文化衝突」。但是皇帝不僅是中國文化的代表。
他最看重的身份是手握無限權力萬人敬仰的統治者，惟我獨尊的天子不允許別人和他共分權力，雍正道：「四海之內唯天與共，一國之中，寧有二主耶？ 」
在感受到來自教宗對皇權的威脅與教宗的一意孤行之後，康熙頒布一系列禁教令：1706年，諭令凡在華傳教士須領票，聲明永不返回西洋，遵守利馬竇規矩。
順從中國禮儀，方可留居中國，否則必逐回去。
1716年又令，若不隨利馬竇的規矩，不但不准在華傳教，西洋人不得留於中國。禁止中國人進堂入教。
1720年又對教廷專使說：爾教王條約中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務必禁止。
除會技藝及年老有病者存留，其餘在中國傳教之人，令其俱帶回西洋。其準留之西洋人著自行修道，不准傳教。
又硃批：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由此直接衍生的一個後果就是1717年南洋禁海令的頒布。 「設禁之意，特恐吾民做姦勾夷，以窺中土」。
雍正繼位後，採取了更嚴厲的禁教措施。這不僅有禮儀之爭的影響，而且雍正本人對佛教有興趣對天主教沒有好感。
嚴重的是傳教士居然參與儲位之爭，更使雍正意識到抵制外來勢力干涉內政、維護國家主權和傳統文化的必要。
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十七日浙閩總督滿保奏請嚴禁天主教，禮部議奏各省西洋人除應送京效力者外，餘俱安插澳門。
不僅嚴禁在華傳教，而且將傳教士驅逐到澳門一隅。
清朝是少數民族建國，滿漢矛盾與政權相始終，對漢族的隱憂時時存在，征服者無法在文化水平高於自己的漢人面前表現出自信。
這是中國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無法打破的共同心結。
再加上清政府不時有地方叛亂的隱憂和南洋華人日漸增多的不安，清統治者因此更擔心漢人同西洋人勾結推翻朝廷。
這一心結也是康熙、雍正與乾隆禁教的因素。
另外，隨著西方殖民勢力的不斷崛起，荷蘭人佔領了爪哇，西班牙統治了呂宋，英國人吞併了印度。
即使夜郎自大的皇帝也覺察到週邊國際環境的變化，並且意識到這種變化對自己隱隱的是一種威脅。
雍正言：「爾等欲我中國人盡為教徒……朕亦知之。
但試思一旦如此，則我等為如何之人？豈不成為爾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徒惟認識爾等。一旦邊境有事，百姓惟爾等之命是從，雖現在不必顧慮及此，然苟千萬戰艦來我海岸，則禍大矣。 」
外交政策上的風雲變化
國際風雲的變幻，日本對天主教的禁止，引起乾隆的警覺，因他極愛傳教士郎士寧的繪畫，所以又沒有真正嚴禁。
傳教士利用乾隆政策的時松時緊，偷偷由澳門潛入內地傳教者大有人在。
乾隆發現這情況極感震驚和憤怒，遂下令無技藝之傳教士不准逗留內地，須押解澳門或返回西洋。
「倘嗣後仍有西洋人前出滋事者，一經發覺，惟該督撫是問，即當重治其罪，不能復邀寬典也。"
他聲稱，「今呂宋為天主教聚集之所，而內地民人竟因與同教多潛彼地……且復書信往來。
若非確查嚴禁，於海疆重地非細……嗣後務將沿海各口私往呂宋之人及內地所有呂宋吧黎往來踪跡，嚴密訪查，通行禁止。 」
以後嘉、道兩朝，都繼續禁教，且愈加嚴厲。
乾隆廿二年（1757）清政府更開始實施閉關政策，直到鴉片戰爭。禁教此舉是為杜絕傳教士，也是為了防範西方勢力的侵逼。
在當時看來很奏效的措施，長遠來看卻未必是上策，一味堅持禁教閉關，清朝皇帝也逐漸失去了面對世界的勇氣和能力。
中國永遠不可能被「徹底基督教化」。正如謝和耐所說，儒家文化佔統治地位的中國，絕對不可能像西方或其他某些國家一樣，成為天主教國家。
中國始終強烈堅持自己悠久的傳統文化與倫理道德，儒家文化具有開放性和兼容性，但其「同化性」卻表現得更為強烈。
中國文化的特性決定了與基督教碰撞時所表現出來的吸收與抗拒，反映在統治者身上，就是對天主教的寬容與禁止，這是某種文化折射到心理又在現實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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