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彥回憶:劉文彩並不像傳言那麼奢侈。當年他也是走街串巷的貨郎出身
一個一味溫和的人,能夠應付那麼複雜的政治形勢,他身上必然有更加霸氣、更加深沉、更強硬的一面
即使撇開「大地主劉文彩的親弟」這個身分,劉文輝也還是個極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一方面,他曾經是雄霸西南一方的大軍閥,更曾經領導過一個現在在地圖上已經消失的省份——西康省。另一方面,他是一個政治嗅覺極其敏銳的現實人物,上個世紀40年代,他在中國歷史變局的關鍵時刻做出的政治選擇使得他能夠在以後的歷次風波里全身而退。
劉文輝的長子劉元彥今年77歲,是人民出版社的退休編輯,一生從文。記者問他:"您父親對您一生影響最大的是什麼?",他的回答是:"他晚年的時候,很少回憶自己的過去。只有一次,他跟我說:搞政治沒意思。"
劉文輝其人
兒子從母親那裡得到的是愛,從父親那裡得到的是理想。一個兒子回憶自己的父親,似乎是容易的,因為是那樣的熟悉。但是真正去回溯那些點滴,又是困難的。一來,畢竟是兩代,尤其劉文輝這樣一個歷經風波的人物,很多事情他永遠不會說,即使是和自己最親近的人。二來,要徹底地認識一個人本來就是困難的,更何況是一個已經消失的人。不過,劉元彥的見聞和記憶算是目前能夠得到的「第一手」資料,加上劉文輝自己的回憶文字和相關研究,我們試著觸摸這個已經消失的人物和一段永遠不會消失的歷史。
劉元彥出生於1928年,這個時候,正是他父親政治上最得意的時候。這一年,四川省的軍閥混戰塵埃落定,基本上形成了劉文輝和劉湘主宰、二劉和鄧錫侯、田頌堯四巨頭分割四川的政治局面。也就在這一年,南京國民政府指定劉文輝擔任四川省主席,他的侄子劉湘擔任川康裁編軍隊委員會的委員長,這叔侄二人分別控制了西南重鎮的軍政大權。
劉文輝的回憶錄裡提到,當時自己擁兵十幾萬,擁有防區七十多縣,「等於大半個四川」。這一年劉文輝33歲,新得了兒子,仕途又得意,可算少年得志,不可一世。他曾經用三句成語來描繪自己當時的心境:"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卹,祖宗不足法。"
這種「山大王」般的氣勢在劉元彥的記憶裡實在找不到蹤跡。因為,到他能夠懂事的時候,劉文輝已經迅速走過了自己的政治顛峰。 1933年,劉文輝在和劉湘的政治博弈中失敗,退守到偏僻的西康。
「可能是這次失敗對他的性格有相當的影響。反正我的記憶裡面,他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不但對我們小孩子從來不打罵,就算是對他的部下,我也從沒見他兇過。」劉元彥說自己家裡的格局實在不太像人們想像中的軍閥家庭－劉家是「嚴母慈父」。
劉元彥的母親是劉文輝的第三任妻子,也是感情中最好的一位。她是個個性非常強硬的人,也許就是因為這一點,讓劉文輝覺得和她溝通起來比較容易,也很信任她。劉家的家事都是夫人說了算,家裡的錢也是夫人管。
在生活方式上,她對劉文輝也有比較大的影響。劉文輝是個行伍出身的人,「典型的粗線條」,他對於吃穿等生活瑣事一概不在乎。穿衣就是長袍馬褂和軍裝,解放後就穿中山裝,一輩子從來沒有穿過西服。吃飯就更不講究了,而且他終生保持著軍營裡的習慣——吃飯特別快,而且只吃擺在自己面前的菜。劉元彥說,有一次還鬧過一個笑話,他現在想起來還是忍不住樂。有天早上,傭人給劉文輝做早點,錯把洗臉用的蠶豆粉當作麥片沖給他喝,可是他居然絲毫也沒有發覺,可見他是如何一個不拘小節的人。劉文輝的妻子為他的日常生活帶來一些改變。例如,因為身居要職,難免應酬,他們開始學著打網球;因為要經常請人在家吃飯,家里便請了中式和西式兩個廚子。
劉文輝的發跡
說起劉文輝的發跡,有密切相關的兩個人物。這兩位都是劉家的家族人物:劉文輝的姪子劉湘、五哥劉文彩。
說到劉文輝,一個不得不提的人就是劉文彩。對於劉家所有人來說,這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巨大存在。劉文彩名氣雖然大,但劉氏家族的掌門人卻是劉文輝,劉文彩是依附於他的。劉元彥並不太願意提起這段歷史,他只說「劉文彩並不像傳言中那麼奢侈。當年他也不過是走街串巷的貨郎出身,到我父親有點勢力了,才把他接過來一起幹。這個也叫做官商結合。"
當時的中國是典型的「槍桿支配政權」,想有權就要有兵,但有了兵,緊接著面臨的就是一個裝備問題:一個是武器,一個是人才。所有這一切,都要花錢,而且要花大量的錢。這個錢怎麼來?
劉文輝一方面擴大防區。因為當時四川的防區長官擁有稅收權,每年的鹽糖稅收是一筆很大的收入來源。但是劉湘和他分而治川,這部分收入就有局限了。劉文輝於是把五哥劉文彩接了出來。
劉文彩比劉文輝大七、八歲,對於經商很擅長,有了劉文輝的政治保護,他的「斂財功能」發揮得相當成功。從銀行到商號,從信用放款到變相高利貸,從辦加工作坊到近代工業企業,劉文彩都駕輕就熟。有人評論說,只要能賺錢的,劉文彩都乾。
這個「都」,包括做鴉片生意。劉文輝退守西康以後,他自己說是「成了破落戶,財政陷入極端困難……終日焦頭爛額,無法應付」。他從西康發掘了兩個財源,一個是當地的金礦,一個就是種鴉片。後者可能賺錢更多些,也是劉文輝後來最為人所詬病的一點。不過,說起鴉片,當時的四川軍閥少有不染指的。
劉文輝和劉文彩的兄弟感情還是很深的。劉元彥一輩子就見父親哭過一次,就是在二十世紀40年代末劉文彩的葬禮上——他哭紅了眼睛。
再說劉湘。黃炎培先生曾經寫詩說到二十年代四川的軍閥混戰:「刀兵二十二年多,蜀難從頭數豈誰。戰役四百七十九,傷心父老淚滂沱。」劉湘和劉文輝就是在這個時期的混戰中結下交情和梁子。在當時的各派中,他們二人的實力是最強的,聯合起來擊敗了劉存厚、賴心輝,瓜分了兩人的地盤,形成了前面提到的四巨頭割據四川的局面。
不過,劉湘和劉文輝一樣,當年都是野心極大的人物,政治支配欲相當強。劉文輝自己回憶說:「舊中國的軍人,照例是兵愈多,官愈高,政治野心就愈大,我自然也不例外。」兩人都想統一四川、問鼎中原,因此他們的合作也只能是暫時的。
劉元彥回憶說,到他剛剛懂事的時候,父親和劉湘的關係已經很緊張了。有一次,劉文輝派人給劉湘送口信,意思是,你從四川打出去,我留下來支持你。劉湘不同意。劉文輝又派人問,那麼我打出去,你留下來支持我,行不行。劉湘還是不同意。怎麼樣都不行,可見已經勢如騎虎。劉元彥說"到了這個地步,兩個人的信任已經沒有了,一山不容二虎。"
不過劉湘這個人比較有心計,他獲得了蔣介石的支持。 1933年,劉文輝在二劉戰爭中失敗,退守西康,他身上的鋒芒逐漸隱去,開始了生命中低調的15年。
暴風雨來臨前
西康的生活是寧靜的。
「一到成都,覺得天變小了,一到雅安,覺得天變得更小了,因為四面都是山,像個桶一樣把天空圍了起來。」劉元彥這樣回憶西康的雅安。事實上,這種獨特的地形似乎也像徵了西康在劉文輝人生中的地位－個處於守勢的人生階段。
在西康的生活也是劉文輝前半生中少有的山居歲月。劉元彥記得,到了西康,自己和父親的接觸才漸漸多了起來。以前在成都很少見到他,見到了也是匆匆一面,說話很少。在成都,他居然有時間和心情常常陪家人去泡溫泉、騎馬、郊遊。
在寧靜的表像下潛藏著暗流。到了1948年春天,20歲的大學生劉元彥才意識到這一點。
當時劉元彥在成都念書,和地下黨有一些接觸,有人透過他向劉文輝遞話,表示中共四川省委想要同他面談。劉元彥心裡有些犯嘀咕,他做好了挨罵的準備。 「其實他是個開明的人物。之前我搞一些學生運動問他要錢,他也給我的。我估計這一次他如果不同意,也頂多是罵我一頓,但是否同意,那就是沒把握的。"
一天早晨,劉元彥趁父親一個人吃早點的機會,說了這個意思。結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父親告訴他,自己早已和共產黨方面建立了聯繫,聯繫人和電台就在雅安。劉元彥這才恍然大悟──以前的暑假裡,他回雅安常看見父親翻閱毛筆抄寫的新華社電訊稿,他還以為是父親自己派人搞來的,原來卻是黨中央的電台直接送來的。
劉元彥回憶說:"那些電訊稿上的字都是用抽掉筆尖的毛筆寫的,這樣就完全看不出筆鋒,也辨認不出筆跡,可見保密工作做得相當細緻。"
劉元彥後來進一步得知,原來父親和共產黨的聯絡從1942年就開始了。那年2月的一個深夜,劉文輝在重慶機房街吳晉航的家裡見到了周恩來。 30多年後劉文輝回憶說:"在座只有我和周二人.約談了一小時,談完後週馬上走了。"
多年後,劉元彥也問過父親,為什麼連自己也不告訴。劉文輝笑著說:"能夠說出來的,就不是秘密了。"
父親的形像在劉元彥心裡漸漸清晰了。這也能夠解釋劉文輝當年為什麼能夠稱霸西南一方:一個一味溫和的人,怎麼能夠應付那麼複雜的政治形勢,他身上必然還有更加霸氣、更加深沉、更強硬的一面。
有了這次經驗,1949年底劉文輝在彭縣通電起義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尾聲
1959年,劉文輝從四川調任北京,擔任林業部部長一職。當時,他已經65歲了。他的部長生涯是怎麼樣的呢?
劉元彥說:「後來我碰到他的一些老下屬,人家跟我說,別的領導是什麼都要管,你的父親倒是好玩,他什麼都不管,什麼事情找到他,他才說幾句,找不到他的他從來不問。"
有一次劉文輝參加一個重要的飯局。席間,他的老相識、老對手、老朋友鄧錫侯也在場。 "人家過得可能不太順當,都吃不太下去,就他,還是那個樣子,吃得飛快,只吃擺在自己面前的菜。"
這樣一個老人,和當年那個意圖問鼎中原的劉文輝差別太大了。他自己絲毫不覺感慨?對於一個已經故去的人.我們無法得知他每一個神經末梢的感受,不過,他兒子的反應非常直接。劉元彥說"他是一個現實的政治人物,像文人的那些失落啊感懷啊,他是絕對不會有的。"
不過他也說:"那個年代,我父親是過得比較壓抑的。"
1976年6月24日,劉文輝在北京去世。這時候,距離粉碎「四人幫」還有三個月。彌留之際,劉文輝反覆跟家人說:"就這樣吧,就這樣吧。"
資料來源：《中國企業家》2005年19期，作者雷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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