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文化、新聞界見聞（1）
楊令德
先從《綏遠民國日報》說起。 1928年暑假後不久，祁志厚(定遠)從美國留學歸來，回到綏遠。他先在南京得到太原政分會(國民黨中央政府分設在各省的最高機構)委員的職位，太原政分會也管綏遠。祁志厚是太原政分會委員之一，實際工作在綏遠。他當時是綏遠省政府的委員兼教育廳長，也是國民黨綏遠省黨部的負責人。
那時綏遠好多年只有一個報館，從我在高小時起，記的有《西北實業報》，這個報出版的時間比較長。 《西北實業報》之後到了1927年有《綏遠日報》，社長惠慕俠，東北人。他和商震、李培基有關係，他當《綏遠日報》社長是在李培基當綏遠都統的時候，中間山西勢力撤退，奉軍來了，這是1927年下半年。
惠慕俠因為是東北人的關係，仍在奉軍統治時期辦《綏遠日報》。這時我於1925年冬到1926年秋第一次在包頭《西北民報》當記者、編輯以後(《西北民報》1926年馮玉祥西退時停刊)，又在惠慕俠的《綏遠日報》當了編輯。從《西北實業報》到《綏遠日報》，辦報的人換了，地址未變，排字的工人依舊。
當祁志厚1928年回到綏遠的時候，這年上半年我已離開《綏遠日報》，正在綏遠女子師範附小當主任。 《綏遠日報》之後，1928年下半年有一段時期是《革命日報》，當時是屬於政府的報。
祁志厚回來以後，把綏遠當時唯一的這個報館作為國民黨的機關報，便派我去當總編輯，因為我已在《西北民報》、《綏遠日報》幹過，總算是個"內行"，而且當時綏遠本地人除我以外，幹這一行的也很少，甚至還沒有。
我初去當總編輯時記得還是《革命日報》。 《革命日報》屬於政府時期的總編輯叫王馥琴，河北人(《革命日報》前後時期很短，可能是個把月)，我去了之後不久，就改名為《綏遠黨報》了，這是《綏遠民國日報》的前身。
《綏遠黨報》仍設在《西北實業報》和《綏遠日報》原址，不過《西北實業報》、《綏遠日報》是大報，日出一大張(一、四兩版是廣告，內容也等於小報)，《綏遠黨報》是小報<有平常大報一半篇幅)，日出一小張，也是四版。這個報人員很少，主要是個編輯部，只有三、四人，我是總編輯，馬映光是編輯。
馬映光是綏遠師範的學生，我從1925年在包頭《西北民報》時出一刊物名《火坑》，後來在北京印刷，出過單行小冊子(原來是在《西北民報》作為副刊印的)，經過斷斷續續的出版，到了1928年已出過好幾期了，這是一個文藝刊物，當時是綏遠唯一的文藝刊物(那時綏遠還沒有別的文藝刊物)。
馬映光因為《火坑》出版，和我通信，當時並不認識，經過通信(那時因為《火坑》的關係，不相識的青年人和我通信的還有幾個)，在《火坑》上發表他的作品，後來就認識了。這時我就把他請來當了編輯，是我唯一的助手。排字房工長為張玉堂，山西人，民初就來綏遠當排字工人，後來一直當了多年工長，綏遠許多排字工人是他的徒弟。
我從1928年認識他後，也共事多年。 《綏遠黨報》的內容有社論，中外要聞、地方新聞、短評、副刊之類。社論、短評不常有，中外要聞是剪平津大報，都成了舊聞了。地方新聞登當地消息和外縣通訊，那時也沒有外縣通訊員，有人投稿就登，也不多。
馬映光是管地方新聞和副刊的，有時寫短評，我是管中外要聞的，有時寫社論也寫短評。地方新聞我採訪的也不少，也在副刊上寫東西，最後由我審稿付印。
地方新聞無非是國民黨綏遠省黨部發布的東西(比如什麼紀念週某人的講演等等和各縣投稿的什麼"黨務消息"等等是主要的)，因為那時政府還沒有報，政府發布的東西也是主要的，另外是社會新聞。記得登過以「把戴魚兒的頭掛出來」為大字標題的消息，戴魚兒當時是土匪頭子，不久就被槍決了。
因為報紙的關係我開始接觸上層。那時在報上發表東西都是署名的，日子久了，綏遠省政府主席先是李培基後是徐永昌請客的宴會也邀我參加上了。
李培基的交際處長蘇雷一次就白送我一噸大炭。我從前當過義務小學教員，後來每月賺到8元錢，最高賺到14元，在《西北民報》和《綏遠日報》都是20元，在女師附小是30元，現在當了總編輯一下子就成了每月60元。這時把房子也從託縣搬來了，也學會吸紙煙了。
1925年－1926年我在包頭《西北民報》工作了一年左右(這個報也只出版了一年左右)。
這個報是共產黨領導的，主要人員社長蔣聽松、總編輯胡英初等幾人都是共產黨員，當時是國共合作時期，是公開的。我於1924年在張家口上中學時入了國民黨，那時孫中山還沒有北上，國民黨改組不久，張家口是奉軍統治的地方，入國民黨也是秘密的。
那時張家口有個無線電台，電台和我們學校(我住的是教會學校培植中學，這個中學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以後就被學生打散了，以後再未辦)很近，電台工作人員甘肅天水人郭晉清和河北人李徵直不知怎樣就和我們幾個同學認識了，經常到電台留我們吃飯，特別是郭晉清和教會的一個青年女子張靜珍戀愛，我們很同情他，他也和我特別近乎，於是郭、李二人介紹我入了國民黨。
入了以後也不過給些孫中山的講演看看，沒有別的事，也沒有過什麼組織生活之類。當時我訂著上海《民國日報》，那是國民黨的機關報，與上海《時事新報》是對立的。
上海《民國日報》的總編輯是葉楚傖，副刊叫《覺醒》，副刊編輯是邵力子。吳稚暉也辦了副刊叫《杭育》，不如《覺悟》引人注意。上海《時事新報》的主筆是張東蓀，是個頑固反對孫中山的死硬派，常與上海《民國日報》對立。不過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當時還很有名，郭沫若那時在日本留學，常在《學燈》上發表作品。
當時北京《晨報》副刊、《覺悟》、《學燈》是京滬有名的副刊，青年最喜歡閱讀。 《晨報》副刊經常刊登魯迅的作品。上海《民國日報》這時常登反基督教同盟的東西，我就在這個教會學校反對基督教，有時在禮拜堂(學校有禮拜堂)就講起來了，郭晉清很支持我。
1925年「五卅」慘案後不久，包頭《西北民報》出版，我因投稿而被錄用，當了小記者、編輯。 《西北民報》當時人也不多，蔣聽松是浙江人，胡英初是婺源人，胡寫的一手好毛筆字。
蔣、胡1926年由包頭西退經五原，我們在那裡分手。還有劉貫一，也在《西北民報》待過。解放後蔣聽鬆在北京病逝。 《西北民報》的同仁現在只剩下劉貫一和我倆。
上面說到的包頭《兩北民報》總編輯胡英初，他當時比蔣聽松年紀小，比我大，也不過二十四五歲，人極和藹，和我相處得也不錯，經常在一起玩。 1926年從五原西退時，他到的遲，蔣聽松到的早。蔣於馮玉祥從蘇聯回到五原就來了。
當時馮玉樣發表了聲明，開頭說他是工人的兒子，這篇聲明，就是蔣聽鬆的手筆。蔣聽松、胡英初二人的手筆很好，文章寫的流利暢快，我很佩服。胡過五原時正患病，在他養病期間，我們還盤桓了幾天。從此一別，再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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