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5年12月到1946年7月，前後不過半年左右，國民黨當局在昆明、重慶和南京三地，接連四次用暴力打殺異議人士，製造了一連串血案。這些血案不僅沒有壓制住異議者的聲音，反而嚴重損毀了國民黨自身的政治形象。面對接連發生的這類「政府暴力」事件，身為最高領導人且堅持獨裁體制的蔣介石，也毫不猶豫地處罰了幾位當事的地方軍政要員，包括批准槍斃了兩批行兇的人犯。
但奇怪的是，蔣的督責、斥罵和懲戒，卻從未能阻止類似事件的發生。是蔣真的約束不了手下，還是其中另有原因?
"一二•一慘案"：從"不重視"到"沉不住氣"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黨政軍針對學生集會採取了威懾和破壞行動。隔日，學生罷課還未形成氣候時，雲南省警備總司令關麟徵就向蔣提交了一份情況報告，並要求指示進一步應對方法，卻未獲批復。
蔣對昆明事件不重視，有一個重要背景。就在昆明學潮發生一週前，蔣剛對蘇採取了一個重大外交行動，撤回了準備負責接收東北的東北行營，以抗議蘇軍秘密援助中共奪佔東北。一週來，蔣為應對這事件和採取各種後續行動，正處於高度緊張之中。而11月26日昆明學生罷課開始後，蔣又趕上了另一件他完全沒有意料到的事情——蔣對蘇採取對抗行動，最需要美國出面乾預，不想，他最為倚賴的美國駐華大使赫利卻在這個關鍵時候突然宣布辭職。美國總統杜魯門對赫亦不挽留，反而宣布要派五星將軍、前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作為總統特使來華調處國共關係。而這個馬歇爾，一年前在蔣介石因為中國軍隊指揮權問題與史迪威將軍尖銳衝突時，曾堅定地站在史迪威這邊。如果不是羅斯福總統最後作了妥協，中美軍事關係勢必會因此而走向嚴重危機。馬歇爾的任命，明顯地讓蔣深感頭痛。由此可知，這個時候發生的昆明高校學生罷課問題，自然很難被提上蔣介石的議程。
等到蔣開始考慮「對聯大學潮之方針」時，已到了12月1日，也就是慘案爆發當晚了。因為不知道慘案的發生，故在下週「預定工作課目」中，也只是公式性地把它排在第三位，還是和「政治協商會議方針與宣傳」放在一起，提醒自己需要抽空注意這一問題。
12月2日，蔣介石得到了昆明慘案的消息。從時任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長王子壯的日記可知，事情一發生，國民黨相關黨政情報機關即認定有共黨幕後唆使，並且說已捕到"兇手"，說是"共黨所使之落伍軍官」「向學生投手榴彈二枚，死四人傷六人」。值得注意的是，和後來的情況不同，蔣介石這時雖然意外獲知發生瞭如此嚴重的暴力事件，卻絲毫沒有暴怒發火。在2日的日記中，他只是簡單且平靜地記下了一行文字：「昆明學潮，昨日共黨又利用青年威脅群眾罷課，致死傷數人。」(蔣介石日記手稿，1945年12月2日)
蔣介石開始花時間研究昆明學潮問題，已經是6日的晚上了。他在當天下午從唐縱那裡得知，即使已決定槍斃兩名投彈兇犯，昆明的大學生們依舊不依不饒，不僅不信兩犯是真兇，而且堅決要求懲辦雲南軍政負責人關麟徵和李宗黃。這情況大大出乎蔣的預料。
眼看美國特使馬歇爾即將來臨華，蔣介石開始沉不住氣了。他當晚著手研究解決辦法，決定自己出面，起草一份《告昆明教育界書》，要求昆明各校教師負起責任，同時寫信給盧漢，要求各方通力合作，盡快勸導學生復課，確保地方秩序不受煽動而紊亂。如限期之內仍不能令西南聯大學生復課，則「應作不得已時解散西南聯大之一切準備」。他在日記中恨恨地寫道：「該校思想複雜，秩序紊亂，已為共匪反動派把持，不可救藥矣，自由主義誤國害學之罪甚於共匪，為不可宥也。」(蔣介石日記手稿，1945年12月7日)
此後，由於無法滿足學生的要求，蔣介石幾乎天天都催問和督促屬下，並限定要在馬歇爾來華前的12月17日解決問題。因此，他的日記也每天都在記述、談論這方面的問題。直到12月15日他按計畫飛去北平，這件事情才在他的日記中消失了兩天。
21日，即在馬歇爾到達中國的次日，蔣介石明顯地心情不錯。他在日記中寫道：「西南聯大已復課，學潮當可平息」了。
較場口事件：為何一開始隻字不提?
較場口事件發生在1946年2月10日上午，重慶民盟和中共等政協代表發起組織的慶典會受到國民黨方面有組織的衝擊，部分與會代表被毆傷。
這一天，蔣正在重慶，上午在辦公室撰寫《三十五年共黨叛亂經過概要》。一直到12日日記，蔣全未提到較場口衝突之事。身為負責情報及特務工作的第六組組長，唐縱日記中對昆明慘案調查、處理的記述接連不斷，但對較場口事件，他也乾脆一字未記。
蔣正式在日記中提到重慶較場口事件，是16日到南京之後。他在下個星期「預定工作課目」的第八項註明了「重慶較場口毆鬥問題」幾個字，這說明他注意到兩方面各執一詞持續爭吵不停的情況。而他的處置方針是：本黨同志應停止擴大宣傳，不再與彼輩計較，息事寧人。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回的麻煩則毫無疑問是來自於國民黨內的那些強硬派了。
由於2月中旬美英報紙揭露了雅爾達密約的內容，不少東北人士對美蘇密謀損害中國東北權益極感憤慨，因而在重慶遊行，散發傳單宣言以示抗議。中共方面卻在這時公開要求政府承認它在東北的軍事存在，及限制政府軍進入東北的數量，這進一步引起蔣介石與眾多國民黨人的強烈反感。以CC系重要骨幹方治為主任委員的國民黨重慶市黨部，馬上行動起來，推動學生上街，向蘇聯示威，並聲討中共。蔣19日即已報告，卻對出現這種情況頗感慶幸與興奮。他在20日的日記中明白寫道：共黨在東北問題上的態度，引起"群情憤激"，中立各報無不"對共黨鳴鼓圍攻"，"多數青年亦皆覺共黨之所為在出賣民族利益，而決非真正之國民革命也」。在他看來，這說明："孫行者魔力雖大，最後終必為上帝所製服。"
由於蔣心態如此，黨內如外交部部長王世傑等雖極力上書反對發動學生遊行，蔣卻並未出面阻止，而是任由方治等發動了2月22日的重慶反蘇大遊行，其影響一時波及全國許多大中城市。但蔣並不擔心，反而像是出了一口惡氣，認為這實是對「俄國在華廿五年來未有之教訓」。當然，蔣懂得適可而止。 24日，他在日記中決定："各地學生對東北問題遊行示威……自此應即阻止，不可擴大。"
對於2月22日大遊行，蔣介石雖然頗感痛快，卻也對中統局組織特務在遊行時乘機搗毀中共的新華日報社和民盟的民主報社營業部，打傷兩報工作人員的做法表示了不滿。由於中共、民盟接連向政府當局和馬歇爾告狀，蔣亦不得不把吳鐵城等找去痛斥，指責此種做法不僅"為國際詬病，為俄共口實，實為本黨最拙劣行動之污點"，要吳「徹底查辦」。不過，蔣介石到底不相信這件事做錯了。
27日，得知蘇聯大使提出強烈抗議，「誣指我政府機關所指使」;馬歇爾亦站在蘇聯人一邊批評國民黨不該挑起此種爭端，危害和平局面，蔣明顯地情緒失控了。下午見周恩來時，竟"致不能自製……怒發沖冠，聲色太厲"，事後連他自己都感覺到當時的反應可能有點過度。但他毫無認錯之想，是肯定的。
南京下關事件：中統局局長被蔣"一頓臭罵"
下關事件發生在1946年6月23日晚間。事情一發生，唐縱就得到了消息。他在日記中寫道：「又是一件驚人的事。有所謂人民代表馬敘倫、蔣延芳、盛沛華、雷潔瓊、包達三、張炯伯、胡厥文、閻寶航及學生陳震中、陳立復等十人，下午七時由上海車抵下關車站，當有蘇北難民群向馬等陳訴共軍暴行，請求共同向國府及中共辦事處請願，護送還鄉，歷時甚久，未獲圓滿答复，發生毆打情事。來京之馬敘倫及南京黨部徐士年、市府錢江潮，與《大公報》記者高集、《新民報》記者浦熙修等受傷，在場憲兵亦被打傷。至一時半馬社長猶有電話來。"
這時候，國人企盼的和平局面正逐漸被各地頻傳的軍事衝突蠶食，負責在國共之間進行調停的馬歇爾正處於高度緊張之中。下關事件此時出現，其影響之惡劣，不難想見。故24日，剛一得到報告，蔣儘管聽信了下面的說法，一時以為是蘇北難民與上海來的代表發生衝突，卻還是十分惱火。他當天日記的開頭就記稱：昨晚下關車站江北避共之民與由滬來京為共匪張目之所謂學生代表互毆，「又造亂案，可痛」。
但第三天一早，蔣介石在聽取聯絡秘書會報後，就了解了事情真相。原來，這事件是南京市黨部主委馬元放組織，中統局局長葉秀峰親自參與指揮，派特務、黨員假扮難民，協同「蘇北難民」一同做下的。而且，聽說上海又有30餘學生代表準備趕來南京聲援，市黨政憲特各部門負責人還密謀進一步組織"蘇北難民"，再次圍攻新到來的上海學生代表。蔣本來就非常惱火了，得到這一消息，當晚就叫唐縱召葉秀峰和馬元放來官邸晉見。葉早到一步，被怒氣沖天的蔣一頓臭罵，嚇得緊跟在後的馬元放乾脆沒敢進去見蔣。
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也特別記述了這件事情，稱自己痛斥了"黨部人員之無知，作事徒增政府困難"，同時哀嘆："痛心極矣"。 26日，蔣介石也詢問過下關事件的善後情況及其社會反應。但這事件發生得突然，平息得也迅速，故蔣此後已不再關注這件事了。
李、聞慘案：蔣「逐日監督、跟進」案件
李公樸遇害是在1946年7月11日晚，但李案發生後接連4天均未見蔣日記中有任何反應。 (目前發表的唐縱日記因缺7月10至13日及15日日記，也不見有李公樸被害內容的記載。)甚至聞一多15日遇害當日，盧漢、陶鎔、梅貽琦等昆明黨政團和學校領導人都有急電呈蔣，蔣因攜宋美齡、蔣經國14日上廬山遊山消暑，除15、16兩日個別發了幾封重要電函外，多在山裡觀景散心， 「欣慰無已」。
直到17日的日記中，蔣介石才開始高度關注這起連續謀殺案。當日，蔣介石得到唐縱等人的報告，馬上致電在南京的唐縱，要他即赴昆明主持破案工作;並電報給雲南新任警備總司令霍揆彰，稱："李公樸與聞一多案關係重大，希於三日內負責緝獲正兇，勿稍貽誤，以後應嚴防此種暗殺案之續出。警備司令部應負全責也。"
蔣當天下午進一步得知，美國駐昆明領事館已介入李聞慘案，將十餘左傾教授接入領館避難。這一情況使蔣對此案的重視程度明顯提高了。在已經派出唐縱等情報官員後，他當晚又電示正在瀋陽的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和雲南省省長盧漢，要他們立即返來南京商談此事，以便盡快回昆負責調查處置。但是，蔣介石突然高度重視此案的首要原因，顯然不是兩位知名教授意外慘死，而是因為美國人的公開介入。
蔣介石每天寫日記通常僅為一頁紙篇幅，字數至多不過四五百字，因每日事務頭緒繁雜，故每件事僅寥寥數語。在這一天的日記中，蔣用了近200字來記述昆明這一事件，可見重視程度。但他記述李、聞被殺事，僅用了50餘字，一多半的內容都是在罵那些被美國駐昆明總領事接去美國領事館避難的教授沒有骨氣。蔣在日記中寫道：「昆明連出暗殺案二起，先李公樸，次及聞一多，皆為共黨外圍之民主同盟中黨酋，應特加註意，徹究其兇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傳。最可恥者，以此案出後，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國領事館，求其保護，此等智識分子而且皆為大學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國，寡廉鮮恥。平時自誇所謂不畏死者，而其畏死至此，書生學者毫無骨格乃如此也，可痛!"
從7月20日開始，面對國際和國內輿論的強烈批評和質疑，蔣介石不得不開始把調查解決"昆明暗殺案"列為首項工作任務，並每日花費相當時間來研究處理。 21日，蔣介石已得到消息，李、聞案與霍揆彰的警備司令部有關。因而決定「即令霍來報告，再定處置。」22日，蔣致電唐縱和霍揆彰，要求二人務必在25日前取得調查結果，並在25日密來廬山面報。在當天日記中，蔣已在哀嘆：「雲南軍事幹部幼稚無知，不勝痛苦。」24日，蔣上午參加廬山夏令營開學典禮即回寓所與盧漢「談滇事約一小時四十分鐘」。在盧漢談話中，蔣進一步得知霍揆彰在李、聞案中的所作所為，故在日記中再斥曰："幼稚如此，可嘆!"
25日，霍揆彰上廬山見蔣，路過南京時公開對記聲者稱：「李公樸聞一多被狙案已獲重要線索，有關重要人犯前某部軍官楊立德中將已被摀住，並供認」暗示暗殺主使者為龍雲之子龍純曾。 (天津《大公報》，1946年7月26日)晚見到蔣介石時，霍仍將這套說辭和所謂證據呈報於蔣，當即遭到蔣的痛斥。當然，蔣也並不是想要懲處霍。罵歸罵，霍退出後，蔣即"再令張鎮憲兵司令來談，指示其與霍研究手續與要點。"
8月6日，蔣下午考慮昆明案件處理方針，總算想到一個與前不同的更能平息眾怒的辦法，其日記稱，此乃"上帝指示"之所得也。他當晚即將空軍司令周至柔召來，要其飛昆明，並「面授處理方針」。隔天一早，蔣再召週來，令其馬上動身，除指示同意先將聞一多案查明審結外，並告：「處理暗殺案方針，必須撤究嚴懲霍揆彰方得其平也。」至此，蔣自感「心神幽靜，思慮漸消，與夫人並肩散步，採花移樹，甚覺自得也」。
15日，昆明軍事合議法審判法庭第一次開庭。 18日晚，冷欣由昆明攜來顧祝同等對處置聞一多案人犯供詞及報告資料，蔣連夜批閱。次日早，蔣指示冷欣案件公佈方式等。然而，蔣未能馬上擺脫此案的困擾。 22日，蔣在日記中記道："下午總覽美國輿論，以論壇報對我文告社評為最壞，咸以昆明暗殺案件指明為餘部下所為一事，更加深刻，心神頓受刺激。"
越不滿美國人的批評，蔣就越是不放心案件的處理，生怕案件公佈後會有明顯破綻，引起內外輿論群起而攻。因此，一向不相信手下人辦事能力的蔣介石，仍舊不能不逐日監督、跟進案件的審訊情況。待聞一多案審結，蔣介石算長舒了一口氣。他在26日的日記中寫道：「昆明聞一多被刺案，兇手已判決處死。昨日正式宣布，同時將霍揆章(彰)革職看管，以平公憤。對其特務營，以及所有關係人員一律監禁與解散，如此處理或可告一段落。然而困難、痛苦與受辱未有如此案之甚者也。"
蔣介石並非"幕後黑手"
有關蔣介石可能為幕後指使者的猜疑，久已有之。 1970年代末，曾任軍統特務骨幹的程一鳴曾強調說：「暗殺一個重要人物，必須得到蔣的事先批准……才敢動手。」言外之意，蔣對暗殺李、聞不僅知情，而且應該是批准了的。據此，1980年代大陸史學界基本上相信，蔣介石就是刺殺李、聞的幕後黑手。有學者甚至從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找出了相關的證據，稱霍揆彰當年曾得到南京方面的密令，說密令稱：「中共蓄意叛亂，民盟甘心從亂，際此緊急時期，對於該等姦黨分子，於必要時得便宜處置。」(參見張憲文《中華民國史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但是，上項所謂"密令"，因沒有說明所發單位及發出時間，故並不能確定就是蔣令，或確實得到蔣的認可。據當年曾任「黨政軍聯席會報秘書處」指導組長的萬亞剛1990年初回憶，類似諸多密令當年都是透過這個「聯秘處」擬發的，許多未必經蔣過目或同意。他就明確地講過這個"聯秘處"下令處理李、聞問題的情況，他認為，正是由於他當時自擬一復電，指示霍揆彰等可予"打擊"，才造成了李、聞被殺的意外後果。 (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結合1991年大陸出版的唐縱日記內容，也可以看出萬亞剛回憶的情況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唐日記寫道，聞一多案發生次日，無論國民黨中央，還是蔣的侍從室情報部門，均一頭霧水，弄不清楚：「昆明近日接一連二的兇案……究為何方所為? 」國民黨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幾度開會商議，均不清楚狀況。霍揆彰的頂頭上司陳誠拍著胸脯保證：「此事絕非霍揆彰所為，絕與軍方無關。」由此可知，蔣介石對此事應該更不知情。也正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相信同為軍統特務骨幹人員沈醉的說法，即殺害李、聞的主謀是霍揆彰，而霍「原來是想討好蔣介石，希望改派他當雲南省主席。 」(沈醉《軍統內幕》，中國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就連身受其害的聞一多長孫聞黎明顯然也傾向於相信：殺害聞一多先生的黑手不是蔣介石，而是一介武夫霍揆彰。 (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下冊)，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0年版)
說蔣事先不清楚雲南當局刺殺李、聞內情，還可以透過蔣日記作一比較。蔣日記不是有聞必錄，日記中不記之事，有時蔣未必不知情，這是事實。但是，蔣記什麼，不記什麼，還是有些規律可循的。對此，我們只要比較一下蔣日記中對「一二•一」慘案、「較場口事件」和「下關事件」的不同記述情況，就可以有大致了解。
比較這三起事件，可以發現，凡是蔣毫無思想準備的事情發生，他的第一反應，通常都是馬上懷疑共產黨，即相信一定有共產黨在煽惑和組織，如"一二•一慘案" 。
而蔣一旦發現上述判決有誤，事情其實是國民黨人自己做的，馬上就會譴責其屬下的做法愚蠢、無知。除了斥罵、懲罰外，他常常會找機會，例如在內部演講中解釋，為何不能憑藉政府暴力來解決問題。
「較場口事件」就不一樣了。蔣日記中對此事一無記述，專門負責情報工作的唐縱在日記中也全無記載，顯得偶然。這一方面說明兩人對此事的了解程度和態度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說明，兩人應該都不是不知情，而只是認為不重要，或知道是秘密行動，故未列入工作項目，自然在日記中也就未做記述。
由此或可推知，凡蔣介石知情且認可的事情，因為不處置，不理睬，不重視，因此日記中亦多不記錄。像對較場口事件，直到一周後看到雙方公開爭吵太久，鬧得範圍太大，蔣雖出面勸告了重慶市黨部，要他們"停止擴大宣傳，不必再與彼輩計較"，他也沒有將此事寫入日記。但是，正是因為蔣感情上這種傾向太過明顯和強烈，他到底還是會有發洩出來的時候。 2月27日，事件過去17天后，蔣在日記中提到當天見周恩來時的談話情況，他記述道：聽到週提及較場口事件，頓時怒不可遏，當場呵斥稱：那種慶祝會不流血，我革命黨實該挨打。你們如刺激國民黨員太過，就別怪我管不住他們。他在日記中對自己發火還頗為得意，稱：「非如此絕不能促此輩之反省，以為無賴可無止境也。」(蔣介石日記手稿，1946年2月27日)
由蔣日記對上述三大事件的不同反應即可看出，蔣介石在「李聞慘案」問題上，其反應更近似於對「一二•一慘案」和「下關事件」的反應，與對「較場口事件」的反應情況明顯有別。對"李聞慘案"，蔣剛一得到消息，和陳誠一樣，也是馬上認定與昆明軍方無關。當著手下的面，他甚至連「瘋子」兩個字都罵出來了。由此不難看出，蔣介石對霍揆彰的所作所為，確實極度痛惡，事先毫無思想準備。
說蔣介石不是上述事件直接的幕後黑手，除了其日記中反映出來的這些情況外，還應注意到蔣這時對政府暴力負作用的批評性看法和一些政策性指示。他在多個場合都明確告誡手下"不應打人"，在日記中也曾特別強調問題的所在，即"黨部人員之無知，作事徒增政府困難"。 (蔣介石日記手稿，1946年6月25日)基於下級幹部暴力蠻幹屢禁不止，蔣還專門對特務情報部門作出了政策性的"指示"，明確強調要禁止隨意使用暴力和運用所謂"難民"。既然強調技術、強調方法，主張被動還手，反對全靠暴力蠻幹，可知霍揆彰不顧一切直接殺戮的做法，不會是蔣介石授意的。
下屬為何敢於屢用暴力?
蔣介石雖然不是戰後政府諸種暴力行為直接的幕後黑手，卻未必與這些「政府暴力」事件毫無關係。
還在「一二•一」慘案爆發前半年，即1945年4月下旬，蔣介石就針對當時何應欽所報昆明西南聯大學生有響應中共聯合政府號召，爆發學潮危險的情報，下過可以「予以斷然處置，絕不稍有姑息」的密令。
1946年3月23日，蔣介石下午約見西南聯大三青團幹部，因聽到報告並聯想到聯大學潮不斷的情況，一時間怒火中燒，語言憤激，當場要求他們：「對不法教師污辱黨國，甘為共匪奴屬之張奚若、聞一多等，應加以還擊。」(蔣介石日記手稿，1946年3月23日)
6月5日上午，蔣介石在中央情報局指導委員會上再度明確指示："對民盟不必姑息，羅隆基、沈鈞儒、章伯鈞，應施打擊。"
按照蔣上述旨意，尤其是蔣6月5日指示，由會報形成的指導意見隨即被"轉知西南各地會報及黨政軍機關"，剛剛接替關麟徵站到昆明反民盟鬥爭最前線的霍揆彰，自然倍感壓力。霍不得不本著「守土有責」的精神，破釜沉舟也要把民盟的氣焰打下去。
霍揆彰7月13日給蔣發了一封表決心的電報：「職惟本鈞座意旨，有利國家者，任何犧牲在所不計……若再滋擾甚而暴動時，職擬斷然處置。」職「決依法戒嚴，大舉肅清姦黨，一網打盡，斬草除根，以絕後患。」(《霍揆彰致國民政府軍務局轉呈蔣主席電》，1946年7月13日，原件藏台北國史館蔣中正檔案，轉見《聞一多研究動態》第85期，近代中國研究網)這時李公樸剛被殺，霍依舊向蔣信誓旦旦，表示要將"姦黨""一網打盡，斬草除根，以絕後患"，足以看出霍為什麼李案剛出，馬上又會再做聞。如無領袖意旨和「任何犧牲在所不計」的「忠黨」精神支撐，霍又何以會如此狂熱?
而對部下的這種態度，蔣介石又何嘗真的反感過?他罵歸罵，罰歸罰，內心愛憎分明，在日記中顯而易見。聽說李、聞被害，蔣第一反應就是：二人"皆為共黨外圍之民主同盟中黨酋"，為"將禮義廉恥之民族德性掃地殆盡"的五六位民盟教授中"最劣"者。因此，他對二人之死，不但毫無憐憫之心，反有幸災樂禍之意。要處罰手下時，他自不免長籲籲短嘆，難下狠心，因為他明知霍忠心為黨，故再錯，他亦「不能不為之恕諒」也。
如此在思想上、情感上煽惑仇恨，在責任上、職守上督導嚴責，屬下濫施暴力後卻多方恕諒、寬宥，後來者基於「忠黨」之心、守土之責，會前赴後繼，大膽效尤，可想而知。
「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國家民族!」
身為國民黨黨政軍警特組織的最高獨裁者，不管蔣介石如何痛恨民盟等中間親共的勢力，至少在戰後這一階段，他並不希望發生此類未經批准，且持續爆發的極大損害國民黨形象的政府暴力事件。但為什麼蔣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卻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呢?比較蔣介石及其親信的日記，可以看出蔣在處置上述事件時存在著頗多值得探討的具體問題——
一、情緒不穩，造成指示混亂。如3月23日和6月5日關於對民盟骨幹張奚若、聞一多、羅隆基等，"不必姑息"，"應施打擊"的指示，就明顯地存在著旨意不明，極易引起下級誤讀的情況。
而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含有激烈用語的訓話或指示，有時又是在蔣心情不好，憤激操切，未經深思熟慮的情況下發出的，與其本意未必完全一致。除對自己的脾氣常常難以控制，不時會講出過頭話外，蔣有時還會發出自相矛盾的方針和指示。如前述6月5日蔣在中央情報局明確指示應「打擊」民盟骨幹人員，7月3日在同一會議上又指示，對中共及民盟等應「採取被動還手政策，我不先放槍，若彼放一槍，我即放二槍，若彼動拳，我即動腳」。 (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
二、疑忌過深，導致決策偏頗。國共兩黨互相疑忌仇恨，在當時條件下很難避免將對手妖魔化，遇事容易馬上聯想到對方，並且一定會把對方往惡處想，也屬常態。但問題是，同為國民黨人，不少國民黨幹部對事情的判斷，卻往往會比蔣介石要來得準確和客觀一些。
如下關事件，剛一發生，還沒有開始調查，國民黨眾高層領導人實際上就和王世傑、唐縱一樣，馬上猜到是黨人所為了。對這樣一種國民黨高層幹部憑直覺即可感知的情況，蔣介石卻要看到調查結果才恍然而知，因而驚，進而怒，其指導督責自然起不到防微杜漸的作用。
三、不諳下情，難免被下屬欺負。蔣介石不只對黨內政治文化明顯隔膜，對下情亦不甚了解。這自然會方便部屬執行命令時巧予應付，欺瞞折扣。在以上兩起昆明慘案的調查處理過程中，蔣介石就屢被下屬欺負。
在頭一起昆明慘案中，蔣完全不重視調查工作。得知消息後，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懲兇。在他看來，雲南當局對此事並無責任，因此，只要下令槍斃投彈兇手，事情即可順利解決。而雲南當局也樂得如此。於是就出現了1日發生慘案，蔣3日上午下令槍斃兇犯，4日下午雲南警備司令部就舉行了軍法會審，宣判兇手死刑。實際上，兩名被槍決的"兇犯"，即陳奇達、劉友治，並非當日闖進學校用手榴彈行兇的軍官總隊的軍官，而是兩名盜賣軍事物資的死刑犯，被昆明駐軍拿來欺騙蔣介石和社會輿論的。 (吳思珩《昆明學潮退思錄》，《吳思珩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8期，台北中研院1996年)如此處置，不僅使蔣的指令打了折扣，而且也難以服眾。
四、獨裁作風引發事態惡化。在兩次昆明慘案發生前後7個月左右的時間裡，從蔣介石日記和唐縱日記中看到蔣對幹部發火訓斥，乃至痛罵的記錄，就不下二三十次。由此不難想見蔣與眾多下屬之間存在的那種貓鼠關係。因為怕報告了不好的消息刺激了蔣的神經，就連蔣最重要幕僚陳布雷都要注意篩選下面報上來的報告和信息：哪些報，哪些不報，既要照顧到事情的重要程度，也要照顧到黨內各種人事關係，同時也要看蔣的心情。因此，一些批評蔣和抨擊政府的輿論與活動，地方黨政軍警特部門報歸報，卻習慣於不等批復，打了再說。這也是上述多次政府暴力在蔣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重要背景。
像是「一二•一」慘案前的11月26日，關麟徵就有電報向蔣請示如何應對，但他並沒有等到蔣的回應，就動了手。同樣，霍揆彰在暗殺李公樸後，也有電報給蔣介石表明心蹟和決心，蔣也沒有親自看過和回复，霍即當作蔣已認可，放手讓部下再去殺人。
從上述關、霍兩人都在未得蔣直接批復的情況下自行採取進一步行動的情況，可以很清楚地發現，獨裁的蔣介石對類似事情其實常常是因反應遲緩而誤事。 1945年11月26日昆明學潮發生後，蔣若能提早介入解決，就不至於再發生「一二•一」慘案;1946年7月11日李公樸被害後，蔣若馬上重視並著手調查，聞一多也不會被殺。
其實，蔣介石雖一向兢兢業業，日理萬機，卻總有忙不過來的時候和看不過來的文件。但蔣又習慣大權獨攬，事無鉅細都要親自過問或研究，下面幹部請示或呈文得不到及時的答復和指示，又不能不處理，自然也就有了越權和做錯的可能。尤其是1944年以後，蔣因主要致力於軍事外交事務，加之精力體力均不如前，與夫人休息遊玩的時間較前為多，"以致許多公文均無暇批閱"，由此引發的問題自然也就愈其多了。 (萬亞剛回憶，黨政軍聯席會報秘書處，就曾代蔣回覆地方一般性函電－作者註)
在獨裁和領袖專權的情況下，地方官員瞞上欺下，本來就是司空見慣的頑症。蔣介石及黨的決策或情報機關再有權威與權力，也不可能監督了解一切。何況國民黨高層派係林立，蔣又習慣於任人唯親，為此甚至不得不受到夫人宋美齡及孔家的極大牽制。上行下效，戰後國民黨內派系問題發展到尾大不掉乃至登峰造極的地步，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反映在上述政府暴力事件上，出了事情找幾個低級官兵出來"挺身做烈士"，相關派系高官出面把犯錯誤的干部及其追隨者保下來，也就成了一種慣例。如霍揆彰是陳誠「土木系」的重要骨幹，事情剛一發生，陳誠馬上就站出來表態，進而親派總長辦公室高參、陳誠系負責情報特工的張振國等前往協助霍揆彰處理善後，應對調查。因為陳誠在幕後，負責調查的陸軍總司令顧祝同以及唐縱等人，亦只有設法配合。霍雖因蔣堅持，最後仍遭處分，但有關係網相罩，所謂處分亦僅形式而已。不過半年時間，霍就堂而皇之地又以中央委員身分出現在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上。雖然經龍雲電蔣抗議，霍被要求再回籍養病，幾個月後，卻又被推為國大代表，並獲得了第十六綏靖區司令官的任用，重又回到權力地位上來了。這樣一種惡性循環，只能使國民黨內部的問題越來越惡化，難有解決的出路。
嚴格地說，近代中國政治始終是在暴力的陰影中發展而來的，當政者無不靠強力壓制異議或反抗者;造反者無不靠武裝暴力革命奪權。革命一方即使登上統治寶座，還是以暴易暴。如蔣介石南京國民黨人早年就是革命黨，不僅用武力對付北京政府，就是對黨內政爭亦一樣訴諸武力。變成執政黨後，對這種經驗和路徑的依賴，明顯地帶到了戰後。習慣於軍人當政的國民黨，一旦政權受到威脅，即會動用武力。儘管戰後國際國內和平民主呼聲高漲，國民黨本身亦不能不做出憲政姿態，這些都對它直接斥諸武力有所製約，但是，它對持異議者的抗議活動仍舊找不到適當的解決辦法，只會透過偽裝的政府暴力來解決問題。也因此，越是在軍人直接當政的地區，就越容易弄出嚴重的流血事件來。
蔣介石身為國民黨領袖，固然比關麟徵、霍揆彰等更具政治頭腦，但他性格上仍具軍人氣質。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蔣介石雖從政治策略的角度一直出來做滅火的工作，其內心裡卻總也壓不住對異己分子的強烈怒火。正是他的激憤言論，時時都在扮演縱火的角色。
蔣無法真正滅火，也與國民黨自體制密切相關。讀蔣這段時期的日記，很容易發現其家長式的統治方式，不僅無助於解決他所面臨的複雜問題，而且常常會使本來容易解決的問題複雜化和嚴重化。這其實也反映出所有專制體制的一個共同的弊病。對此，唐縱近距離觀察所得的看法(《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也有幾分道理。他寫道：
「委座之權在形式上事務上日見集中，而在實質上(如對大員顧慮多而不能加以法律)日見降低。」其事必親臨，人必親選，唯可用之才有限，可用之策亦少;其任人唯親，而愈用親信、親戚，愈容易受到牽制，束縛手腳，結果是每每「勵志圖治，要求改變現狀，但同時顧慮太多，處處維持現狀，一進一退，無補於時艱，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國家民族!"
文/楊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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