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代起，新疆就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西漢時期，漢朝中央政府便在今日新疆所在的西域地區設立了西域都護府，派遣官員負責處理該地區各民族的政務，並對該地區實施行政管理。
近代以來，新疆因其獨特的戰略地位而備受週邊列強的覬覦。英國和沙俄等列強均對新疆懷有染指之心，企圖透過各種手段將其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清朝末年，沙俄趁清朝內憂外患之際，佔領了新疆的伊犁地區。然而，在清朝重臣左宗棠的堅定決心和強硬態度下，沙俄勢力最終被迫退出伊犁。
民國時期，雖然中國內地的政治局勢動盪不安，但新疆地區的歷任統治者始終堅守對中央政府的忠誠和服從。他們巧妙地制定並實施了一系列政策，成功週旋於列強之間，避免了新疆與中央控制的脫離
在解放戰爭的後期，國民黨新疆警備區司令陶警岳和國民黨新疆省主席包爾汗領導了國民黨在新疆的十餘萬軍隊和官員舉行了起義。這些國民黨軍隊隨後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22兵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實行了傾向社會主義陣營的外交方針，特別是對蘇聯展現了極高的信任。由於當時中國教育的不足，許多少數民族地區的學校採用了蘇聯的教材。這現象為未來的一些問題埋下了伏筆。
當時，蘇聯的國土面積廣闊，新疆週邊地區幾乎被蘇聯環抱，特別是新疆的伊犁地區與蘇聯的邊界線長達數百公里。在信任蘇聯的基礎上，這些邊界地區實際上處於一種沒有明確界線和防守的狀態，即所謂的「有邊無界，有邊無防」。這意味著中蘇邊界既沒有設置邊防設施，也沒有駐紮軍隊。兩地居民可以自由往來，而無人加以乾涉或阻止。
利用中國對其的深厚信任，蘇聯不斷對新疆地區，特別是伊犁地區施加其影響力。透過發展蘇聯僑民貿易和文化貿易，蘇聯加大了對新疆的經濟和文化影響。此外，蘇聯也透過與新疆地區往來的僑民，傳播蘇聯物質生活優越的形象，以此對新疆進行宣傳。
1959年，隨著蘇聯不斷向外擴張其霸權主義政策，中國對此表達了堅定的反對。這一立場導致中蘇關係急劇惡化。蘇聯方面隨後開始召回在中國工作的專家，並在中蘇邊境地區部署了大量的軍隊，這對中國邊境部隊構成了重大壓力。
隨著中蘇關係的緊張，雙方在邊界議題上的爭議也逐漸凸顯出來。特別是在1969年，中蘇邊界問題導致了著名的珍寶島自衛反擊戰。這場戰鬥發生在蘇聯境內的烏蘇裡江中的一個小島上，稱為珍寶島。由於蘇聯邊防部隊和中國東北邊境的解放軍之間發生了衝突，中國方面進行了自衛反擊。這場戰鬥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關注，也進一步加劇了中蘇關係的緊張。
中蘇關係緊張後，蘇聯軍隊確實加強了對邊境地區的控制和邊境工作。他們進行了全面的實地調查和勘測，增設了邊防哨所，增加了兵力部署，加強了邊界巡邏，並提高了崗樓的警戒等級。此外，蘇聯軍隊在某些情況下越過了邊界，向中國境內推進，進行了一種被稱為「蠶食」的策略，即逐步侵占或加強對爭議領土的控制。
歷史上，確實有大量的蘇聯公民因為各種原因來到中國，特別是在新疆地區。這些人中的一部分是俄國十月革命後逃往中國的白俄敗兵和貴族，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另一部分則是1930年代蘇聯推行農業集體化政策時，因對富農的驅逐和破壞而逃離蘇聯的農民。這些富農中的許多人也選擇了新疆地區作為避難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為了抵抗納粹德國的侵略，承受了巨大的損失。在這場戰爭中，蘇聯約有2700萬公民喪生，另有1500多萬人受傷，這導致了蘇聯國內勞動力嚴重短缺，性別比例失衡，這種現象對蘇聯以及後來的俄羅斯社會產生了長期的影響。
在中蘇關係較好的時期，蘇聯召回在中國的蘇聯僑民時相對較為溫和。然而，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特別是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蘇聯採取了一系列強硬措施來召回其僑民。這包括政治壓力、外交手段，甚至是強行撤離。蘇聯政府急於補充戰爭造成的勞動力損失，並可能希望透過召回僑民來加強國內的經濟和社會穩定。
在1960年代，蘇聯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試圖影響新疆地區的民眾，特別是那些蘇聯僑民。透過集體農莊和區鄉政府，蘇聯向新疆投遞了大量信件和包裹，其中包含了宣傳片、食物和小商品，目的是宣傳蘇聯物質生活的優越性，並鼓勵僑民返回蘇聯。
起初，蘇聯主要是鼓動僑民回國，但隨後，蘇聯在新疆的領事館開始向非僑民也發放僑民證，鼓勵他們叛逃到蘇聯。蘇聯也在中蘇邊境地區設置了許多廣播電台，並使用多種語言進行廣播，煽動當地民眾叛逃。
此外，蘇聯也派遣克格勃間諜潛入中國，對高層人員進行策反。其中包括新疆軍區副參謀長祖農太也夫少將和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少將，以及40多名校級和尉級軍官。這些將領在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當時都非常年輕。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也曾擔任伊犁軍區的司令員，兩人都在伊犁、塔城等地區有較大影響力。他們利用自己的身份，經常遊走於邊境牧場，煽動人民叛逃。
1962年4月22日凌晨，霍爾果斯口岸出現了大量攜帶家眷的邊境牧民，他們要求前往蘇聯一側。這起事件迅速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民眾叛逃，成千上萬的人湧向邊境站，要求前往蘇聯。這一幕表明，這是一次精心策劃的行動。
在這次叛逃事件中，蘇聯軍隊在邊界上有條不紊地組織了接納、接送和安置逃亡邊民的工作。他們在夜間使用探照燈、紅綠色信號彈或汽車燈光照亮逃脫路線，白天則透過高音喇叭引導。蘇聯軍隊也派出了大量卡車來接送這些逃亡人員，為他們提供登記、發放金錢和糧食，並迅速將他們安置在蘇聯各地的集體農莊中。
當時，毛主席在接到相關報告後，並沒有表現出太大的擔憂，他說：「如果有人願意走，我們不要強行留下。我不相信那邊真的是天堂。可能現在很多人不理解，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後，大家會明白的。"
對於新疆軍區要求懲處叛逃的軍官祖農太也夫和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等人，毛主席予以否決，並指示不要阻止他們離開，甚至建議舉行歡送會，歡迎他們離開。
在短短三天的叛逃過程中，超過六萬人逃離了中國，這導致超過四十萬畝農地未能及時春耕。新疆地區人口稀少，這次叛逃使得部分縣的人口銳減至數百人，基層政權一度面臨解體，到處都是無人看管的牛羊。
許多在1962年叛逃到蘇聯的邊民由於缺乏教育，他們的生活並未因此在蘇聯得到顯著提升。隨著1991年蘇聯的解體，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經濟崩潰，貨幣價值暴跌，這些叛逃者的生活狀況也隨之惡化。在這種困境中，他們開始懷念起在中國的生活，並希望返回中國重新開始。
然而，當他們試圖回到中國時，卻遭到了中國邊防部隊的拒絕。邊防部隊的拒絕是基於一個簡單的法律事實：他們已經放棄了中國的國籍。這項決定符合國際法和中國法律的原則，即一個人一旦主動放棄了自己的國籍，就難以重新獲得。
這種困境使得許多叛逃者陷入了無國籍的狀態，他們在蘇聯解體後的混亂中失去了家園和生活保障。他們中的許多人可能沒有預料到，他們的叛逃決定會帶來如此長期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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