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譚嗣同被推上了斷頭台。公開斬首是權力自我炫耀的儀式，他是這場儀式的祭品。人頭落地，鮮血淋漓，種種恐怖的景像用來恫嚇活著的人。
譚嗣同用一種近乎蔑視的方式回應這場沒有審判的處決，他大聲疾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死不求饒，痛苦而從容地告別人間。
蔑視讓這場儀式失去了本來的意義，在那一刻，罪犯變成了英雄，恐怖變成了壯烈，而權力成為了被嘲弄的對象。
後來，譚的好友梁啟超稱其為"為國流血第一烈士"，將這場未盡的儀式推向高潮。譚嗣同之死，除了給清政府本來就沾滿鮮血的屠刀再染上一抹鮮紅之外，還多了一層深意：革命之火開始燃燒了。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將譚嗣同比作「彗星」：「嗣同遇害，年僅三十三歲。使假以年，則其學將不能測其所至。僅留此區區一卷（《仁學》），吐萬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掃蕩廓清之力莫與京焉，吾故比諸彗星。」他是犧牲的烈士，也是英年早逝的思想家。
一顆星球並非生來就注定追求一剎那的璀璨，我們不能因其生命之短暫而將其定格在一點之上，而忽視了它劃過的軌跡。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譚嗣同在明明能逃走的情況下，為何甘願流血？他的內心經歷過怎樣的變化？在死之前，他是否找到了真理？
中國近代歷史的變動，實在是太猛烈了。幾乎所有人都經歷過一段劇烈的思想變化過程：中和西，新和舊，激進和保守，交織在一起。人們站在時代的分岔路口，內心充滿無盡的迷惘。譚嗣同之死，為後來者照亮了方向。
但在這之前，他也是一個尋路的人。
譚嗣同。圖源：網路
昨日舊我
光緒二十年（1894）十二月，也就是甲午年末，在帝國的東北，清軍的失敗已成定局。這時，三十歲的譚嗣同決心告別昨日之舊我，去追求一種新的人生。
他在《三十自紀》中說：「處中外虎爭、文無所用之日，丁盛衰互紐膂力方剛之年，行並其所悔者悔矣，由是自名'壯飛'。 「大好青春年華，不能盡做無用之呻吟。時代急劇變化，不能再走老路。於是他改名"壯飛"，將舊學拋擲腦後："三十之年，適在甲午，地球全勢忽變，嗣同學術更大變！"
在這之後，譚嗣同奔向流血的命運。
三十歲這一年，他完成了《瀏陽譚氏譜》，先祖、家族、父母、兄弟姊妹等人的臉孔一一在腦海中閃過。他寫下《莽蒼蒼齋詩自敘》，將年輕時的詩作整理了一番。他又作《三十自紀》，檢視過往。記憶的碎片化作一個翩翩少年的模樣出現在眼前，譚嗣同或許會來一句："噫！此為誰？"
寫族譜之時，譚嗣同描繪了理想的家庭秩序：宗族齊聚，和睦相處，歡聚一堂。這樣一番景象，是他心中企望的，也是他無法擁有的。
北宋末年譚家先祖為避戰亂，率族遷往福建長汀。明代，譚家遷到了長沙，以武功揚名，封侯封伯。明清易代，譚家遷居瀏陽，棄武從文，成為當地一大族。到了譚嗣同之父譚繼洵這一代，家道中落，譚繼洵的兄長譚繼昇憤而棄學，操持家業，一心養親，並督促弟弟學習。所幸，譚繼洵不負兄長養育之恩，後來考上了進士。太平軍席捲南方各省時，譚繼昇組織團練，成為地方領袖。譚繼洵則一心讀聖賢書，在科舉之途步步高升，當上了京官，帶著妻兒移居京城。兩兄弟一個紮根地方，一個經營京城，譚家也成了瀏陽首屈一指的官紳之家。
譚嗣同雖是瀏陽人，但出生於北京，大部分時間住在宣武門外的瀏陽會館。他流血赴死的菜市口，就在旁邊。
在他的記憶碎片裡，鮮少有父親的身影。但事實上，他的前半生和父親緊密聯繫在一起，基本上父親在哪裡當官，他就在哪裡遊學。譚繼洵是個傳統士大夫，服從秩序。日後，他身為地方大員，對新政十分不感冒，翁同齲不禁感嘆，這樣一個禮法之士，為何能培育出譚嗣同這樣的人來。
與對父親感情疏淡相反，譚嗣同對母親表現出深深的眷戀。譚母名叫徐五緣，是個標準的"賢妻良母"，勤儉持家，相夫教子。徐夫人十分嚴厲，見兒子犯錯，便終日不言笑，甚至還施以體罰。因此譚嗣同有「父慈母嚴」之感。
同治十年（1871），徐夫人帶長子回瀏陽完婚，臨行前，叮嚀譚嗣同切勿思念。譚嗣同那時才六歲，還不習慣離別，淚水盈滿了眼眶，可是一想到母親的話，便強行抑住情感，不讓眼淚流下來。母親走後，譚嗣同思念成疾，身體消瘦下去。別人問他，他也不說。內心的感情十分充沛，但卻表現得堅如磐石。第二年，母親回來，看出了譚嗣同的異狀，徐夫人笑道："此子倔強能自立，吾死無憂無慮矣。"
會館這片小小的天地，常出現許多操持鄉音的瀏陽學子。每逢京考，這些人共聚一堂，談論政治。譚繼洵希望自家孩子能走上科舉正途，便延請這些學子做老師，其中比較有名的是歐陽中鷂。他是典型的湖南學者，篤信理學，但不止於空談。尤其在曾國藩崛起之後，經世之學越來越受歡迎，士人們喜歡講「道德為體，經濟為用」。瀏陽士人是譚嗣同接觸的第一個知識群體，時代的空氣不知不覺就已經浸染了這名年輕人的內心。
觀其成長環境，可知譚嗣同是一個完全符合傳統的人：官宦家庭出身，家裡有權有勢；宗族人丁蕃盛，田產無數，不愁吃不愁穿；父親一心想當帝國循吏，母親恪守傳統道德；有龐大的社會關係網，接受最好的教育。
當時之中國，這樣的「公子哥」並不少見，但譚嗣同只有一個。
譚繼洵像。圖源：曾主陶《湖南會館往事》
活在死亡裡
譚嗣同身上最突出的質素，莫過於一種深沉的情感。
譚記錄了童年的一件小事。八九歲時，他隨兄長去城南的私塾上學，那裡離一處亂葬崗不遠，"少人而多鬼"，頗為荒涼。常常能看見堆疊的人頭，被遺棄的屍骸，殘破的棺材……每到清明，遍地哭聲，紙灰飛入庭院。年幼的他還不明白死亡的意義，看到這些景象，自然多愁善感起來。一個夏日的午後，他與仲兄嗣襄在一起玩耍，嗣襄忽然離開，他孤身一人被留在這陰森之地，情不自抑地嗷嗷大哭。恐懼和痛苦，在這一刻有了具體的樣子。
童年就是這樣，有一大把時間用來虛度，卻在某一兩個時刻成長。這就是譚嗣同成長的契機。長大之後，他自認是一個"恨人"，對生命有一種蒼然之感。
光緒二年（1876），北京暴發疫病，來勢洶洶。譚嗣同的二姐先染病，母親前來探視，也被傳染，接著家裡幾乎人人患病。二姐很快就病故，四天後，母親過世，再過一天，長兄也身亡。僅僅五天，就失去了三位至親，怎能不悲痛欲絕！
然而，災難並沒有停止。這次橫疫，譚嗣同足看見六位親人離開人世。家主譚繼洵覺得自己必死無疑，還寫下遺囑交託後事。
當時，譚嗣同也染疾，嚴重時昏迷不醒，滴水未進，"短死三日"，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由於害怕傳染，譚繼洵帶全家搬了出去，只留下妾氏盧氏照顧嗣同。老師歐陽中鋤常來探望，為之熬藥餵湯。譚嗣同臥床數月，總算死裡逃生，譚繼洵為其取名「復生」。
死亡，在一個十二歲的少年心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母親死後，再也沒有人對譚嗣同愛之深、責之切了。而庶母盧氏對他相當不善，經常挑撥父子之關係。這段往事，譚嗣同不曾在書信中記錄過，我們只能在其師友的回憶中看見。歐陽中鷂目睹悲劇之發生，卻無能為力：「譚生受厄家庭，毫無生人之趣……能與子言孝，不能與父言慈。」後來，譚嗣同在《仁學•自序》說："吾自少至壯，遍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
「綱倫之厄」背後的傳統，不得不讓人深思。嚴厲的母親代表婦女的"美德"，惡劣的廬母則代表宗法秩序黑暗的一面。傳統的兩極不斷撕扯著少年的內心，幾乎快將他撕裂。
仲兄譚嗣襄填補了譚嗣同內心的缺口。譚嗣襄大譚嗣同八歲，兩人幼時便一起讀書，相伴著度過了不少寂寞時光。長大後一起參加鄉試，感情深厚。光緒十四年（1888），譚嗣赴台灣，兩人分手時，譚嗣同寫下一首淒惻動人的離別詩：
燕燕歸飛影不雙，秋心零落倚船窗。
波聲和夢初離枕，山色迎人欲渡江。
淚到思親難辨點，詩因久客漸無腔。
填胸孤憤誰堪語，嗚咽寒流石自淙。
光緒十五年（1889），隨父親在蘭州的譚嗣同回到北京，和仲兄約好一起赴試。 25歲的譚嗣同帶著最疼愛的侄子重遊宣武門，細數年少的一點一滴，可是小侄子無法理解，他只能感嘆：「以為非仲兄無足以言此。」然而，噩耗隨之傳來，譚嗣襄在台灣病逝了。徐氏所生的三子二女中，僅剩下譚嗣同一人。
光緒十六年（1890），無法理解他的小姪子也離開了人間。又一年，譚嗣同的獨子還沒滿一歲就夭折了。死亡，死亡，還是死亡。童年以來的蒼然之感，至此已無法化解，成為他性格的底色。
死亡和別離或許是多數人生活的常態，只不過譚嗣同年紀輕輕就飽嚐了這種痛苦。不斷累積的生命之沉重，讓他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如果人生，總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戛然而止，歸於陰暗的墳墓，那麼，活著究竟還有什麼意義？
這一生，他都在追求一個答案。這個答案，不僅可以為他提供人生的意義，也能夠化解生命的悲戚和生存的迷惘。
萬物有理
死亡是譚嗣同人生的一個關鍵字，另一個關鍵字是遊歷。
在《三十自紀》中，他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記錄自己的遊歷生涯，相當自豪。他計算自己的旅程「合數都八萬餘裡，引而長之，堪繞地球一週」。
他的遊歷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光緒三年（1877），做京官十七年之久的譚繼洵外派到甘肅嗣任職，此後大約十年，譚同往返於甘肅與湖南之間；光緒十六年（1890）後，譚繼洵就任湖北巡撫，譚嗣同便以兩湖為中心，遊歷江浙、北京各地。
譚嗣同來到西北之後，浪漫的天性得到釋放。他自小喜歡舞刀弄劍，夢想成為俠者。在秦隴大地，這個年輕人可以盡情引劍縱馬。當時，譚繼洵常要巡視軍旅，譚嗣同則與士卒一起出巡打獵。在一個大雪紛飛的隆冬，譚嗣同引馬疾馳，七天七夜，奔襲一千六百餘裡。山高谷深，四下無人，天地之間只有孿然一身。路途勞累，又飢又渴，他便鑿冰作水。奔襲結束的那天，他大腿上的肉磨得一片狼藉，眾人看見都心驚膽跳，而他自己卻渾然不覺。
十八歲那年，譚嗣同在自己的照片上寫一闋《望海潮》：
曾經滄海，又來沙漠，四千里外關河。骨相空談，腸輪自轉，回頭十八年過。春夢醒來波，對春帆細雨，獨自吟哦。惟有瓶花數枝，相伴不須多。
寒江才脫漁蓑，剩風塵面貌，自看如何？鑑不因人，形還問影，豈緣酒後顏酡？拔劍慾高歌，有幾根俠骨，禁得搓揉？忽說此人是我，睜眼細看科。
少年走南闖北多年，稚嫩的臉已歷風霜，胸中自有豪邁之氣概。 "幾根俠骨"，正是他少年英氣的寫照。
俠氣縱橫，是浪漫的性格使然。講武論兵，是為了世事閱歷。遊歷之旅也有趕赴科舉、名落孫山的辛酸，仕宦是不得不走的人生道路。此外，他的心中除了個人之孤寂，也漸漸容納下眾生之苦。他這一路見過很多苦難，寫過很多憂國憂民的詩句，像是《六盤山轉餉謠》：
馬足蹩腳，車軸折，人蹉跌，山岌嶪，朔雁一聲天雨雪。輿夫輿夫，爾勿瞋官。僅用爾力，爾胡不肯竭？爾不思車中累累物，東南萬戶之膏血？嗚呼！車中累累物，東南萬戶之膏血！
最重要的是，譚嗣同的心靈有了一個歸宿。
內心敏感的少年面對生活的種種變故，必然產生迷茫，隨著年歲漸長，迷茫有增無減。這時，就需要一套破綻不大的思想，讓自己心安理得地存在於混亂的世界中。對大部分中國士人來說，儒學扮演了這個角色，它告訴世人：宇宙是有目的的，世界是有意義的。
自理學誕生之後，有一套儒學觀念非常流行。宇宙是一個自然的存在，由「氣」組成，因此生命是真實的。這個「氣」並非我們現在認為的物質，它是一個有精神生命的東西。 「氣」充盈天地之間，千萬變化，遵循某種秩序。這個秩序，叫做"道"，有時也可稱為"理"。這樣看來，道不只是人的意志，更是宇宙的「天經地義」 。
這套思想體系幾乎可以解答一切困惑。天下不太平了，是不是君王不道？家庭不和諧了，是否做了有違綱常的事？內心不平靜了，是否忘了堅守道德的初心？
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期間。譚嗣同洋洋灑灑寫一篇《治言》，裡面是他眼中的世界。那個世界有三類國家，遵守道德的華夏之國，不守道德的夷狄之國和禽獸之國。可是，夷狄常欺負禮儀之邦怎麼辦？譚嗣同提出了三個方案：和，戰，守。就像宋人應對金人、蒙古人，明人應對女真人。經世致用，就是變通一下，在不違背道德的情況下，追逐一下功利。當然，最終極的解決方案還是道德。
不過，傳統思想的自洽性也是它的隱憂。心靈的秩序和天下的秩序是一致的，如果有一個地方出現問題，就有可能導致全面的崩塌。
譚嗣同。圖源：網路
心之變局
中法戰爭爆發之後，賦閒在家的郭嵩燾說：「西洋入中國，誠為天地一大變。」同一時段，類似的「變局論」在國內層出不窮。根據王爾敏等歷史學者統計，從1844年到1898年，提出「變局論」的人不下80個，而其中超過六成（49人）在1884年後才發表了變局言論。
外族入侵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罕見，但結果是，這些外族或被打服，或被安撫，或被同化。西方列強從海上而來，既無法戰而勝之，也不能安撫同化。鴉片戰爭之後，許多人認為《南京條約》只是一紙和約，雖稍顯屈辱，但於天下秩序無礙。等到西方侵略逐漸加劇，越來越多人意識到，中國已經陷入極大的危機。然而，這種覺悟的擴散與普及需要時間。
直到譚嗣同成長為儒家士大夫的時候，外力的震盪才從沿海衝擊到了內地。 「堅船利炮」之後，有"聲光化電"，還有"政"與"教"。我們居住的地方，原來是一顆星球，與天上諸星並無多大不同，靠引力互相吸引。這樣的話，宇宙沒有天經地義的"道"，何來天尊地卑，如何劃分陰陽乾坤五行，又怎麼演變出華夏之秩序。難不成六經都是虛言，聖人都是扯淡？再一細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倫常，更是經不起推敲。
不過，傳統依然吸引著人群。世界上有很多無法解答的難題，例如人性善惡，生命的意義，政治和道德的關係……這些問題只要存在一天，就有人會回歸經典的解釋。
光緒十六年（1890），譚繼洵任湖北巡撫，譚嗣同也移居武漢。武漢是一個嶄新的大都市。湖廣總督張之洞把這裡打造成了洋務重鎮。博學的傳教士、外國的商人、年輕有為的士人、圖強的官員，匯聚在張之洞的大旗之下，醞釀著一場風暴。
與總督府的轟轟烈烈相比，巡撫衙門則顯得有些寂靜。譚繼洵對洋務無感，平日深居簡出，一心做個循規蹈矩的好官。不過，他曾請一位傳教士為家裡的女性做切除乳房的手術，這是堅守男女之別的老古板做不到的。
對於這位父親，我們不應做臉譜化的解讀。譚繼洵雖多次要求譚嗣同應舉，但除此之外，他對兒子的種種叛逆行為並無多少干涉，有時甚至默默支持。譚嗣同死後，他曾寫下一副挽聯："謠風遍萬國九州，無非是罵；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所謂"不得而知"，其實在說，你們且看看吧，我兒必將名垂青史。
從1890年到1894年這五年時間，譚嗣同對西學的興趣漸濃，大量購置西學書籍，從「聲光化電」到史地政，無所不包。他常感慨西學太難：「西法易者極易，難者極難。讀《幾何原本》五六卷後，則昏然莫辨途徑……總之，算學及機器，尚非天下至難。有天下之至難而令人望而卻步者，則輿地是也。」譚嗣同學的東西並不紮實，而且過於雜亂。不過，這些新知識足以攪亂他的內心了。
有好友指責他治學不純、忘了本分，譚嗣同回信道：「嗣同之紛擾，殆坐欲新而卒不能新，其故由性急而又不樂小成。」性急而不樂小成，是浪漫之性格使然，也有可能是出於一種不安。不安時局，不安心靈的失調。既然科學知識"確不可易"，怎麼能心安理得地回到天人合一的宇宙中去呢？
在古代中國，人們認為歷史是一種天道循環，上古是黃金時代，上古以後是衰落之世。這個觀念非常精緻：你不會太樂觀，因為好時代會過去；也不會太絕望，因為壞時代也會過去；不會想要毀滅一切，因為上天會出手；不會無所作為，因為要革無德者之命；不會失去理想，因為過去實現過黃金時代；不會太過死忠，因為王朝更替是正常現象。因此，中國的儒士總是要高懸一個黃金時代，然後再溫和地改變現狀。
然而，天地變了。西方的強大明明白白地告訴世人：歷史是向前的，人類可以不斷進步。今日之神奇，明日便化為腐朽。如此世道，怎麼能不求變呢？
這段時間，能讓譚嗣同開心的事，或許是老友重逢。
光緒十九年（1893），唐才常來到武漢。兩人相識於十六年前，在歐陽中餛飩門下朝夕相處了數月，成為親密的朋友。唐才常常不願在家鄉當個教書匠，便來到武漢找工作。據唐才常回憶，譚嗣同平日里"如空山之雲，天半之鶴，清高絕俗，不可稍幹以私"，可是一聽好友有求，便四處奔走，八方張羅。唐才常見好友如此費心，深感不安，希望他少與俗吏接觸。
後來，唐才常得知兩湖書院招生，便與譚嗣同商量，決定往考。譚嗣同為他募了一大筆錢。隔年（1894）春，唐才常順利考上書院。兩人常在一起討論政治、探究學術，有時候徹夜不眠，感嘆湖南士大夫太守舊，可是無力改變，激動時，竟雙雙落淚。
就這樣，譚嗣同來到了他的三十歲。
唐才常。圖源：網路
尋道的人
光緒二十一年（1895），《馬關條約》簽訂，慘痛的現實讓譚嗣同不得不承認中國比不上西方。這時，距離譚嗣同寫《治言》，才過了十年而已。
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恩師歐陽中鷂，信中說：「苟平心而論之，實我夷而彼猶不失為夏。」和西方相比，我們才是夷狄。他甚至表示中國受欺負是咎由自取："故西人之壓制中國者，實上天仁愛之心使之也。"
譚嗣同希望在瀏陽開算學館，培養精通西學之人才，以開風氣之先。他與唐才常向湖南學政江標上書，懇請其將南台書院改為算學館。江標深表讚許，然而，地方官紳卻十分反對。幾經籌措，一個小型算學社在眾人的敵意中成立。
同時，譚嗣同與唐才常開始在家鄉大辦礦業。
這些事業都非常燒錢，根本沒有走出「洋務」的範圍。但即便這種程度的變革，都激起了不小的反對。譚嗣同不由得感嘆："千迴百折，始做到這種地步。"
有些師友站到了譚嗣同的對立面，他們認為「洋務」都沒搞好，又怎麼敢搞變法，更何況變法有損「聖人之道」。譚嗣同疾呼："中國數十年來，何嘗有洋務哉？抑豈有一士大夫能講者？"
武漢，曾經朝氣蓬勃的洋務重鎮，如今看來卻是無比腐爛。隨處可見庸碌的掌權者、保守的官僚、頑固的士大夫，"如此黑暗地獄"，沒有"一政一法"值得記錄。譚嗣同感慨：「求去湖北，如鳥獸之求出門檻縶；求去中國，如敗舟之求出風濤。但有一隙可乘，無所不至。」甚至還想花錢購買英、俄領事館的"綠卡"，以便政治避難。
他質疑高高在上的清政府，質疑千禧年以來的天下秩序，更質疑塑造這個天下的思想體系。正所謂「器既變，道安得獨不變」。如今之計，只有「盡變西法」。
一年後（1896），譚嗣同來到上海。上海是中西文化碰撞最為激烈之地，也是新學之樞紐，各地的維新志士匯聚於此，討論中國之未來，譚嗣同感到「同志漸多，氣為之壯」。途中，他參觀了傳教士傅蘭雅的格致書室。
格致書室裡藏有無數稀奇的寶貝。有萬年前之"僵石"，動植物痕跡存其中；有百試皆靈的"算器"，最愚昧之人只要會其用法，便能計算，還能將結果印成一張清單送出；有照相紙，能見度人肝臟、肺腸、經絡、骨血，隔著木頭或薄金屬也能照出。傅蘭雅也說，格致之學會日新月異，最後變得神妙無比。
世人常說西人強在器物，可是如果人心不齊、風俗不正，又怎麼能創造出如此神奇之物呢？有沒有一種可能：西方比「我大清」更「仁義」？
或許，譚嗣同想起了那位為家人做切乳手術的傳教士。那位傳教士名叫馬尚德，救過無數中國人的生命。甲午戰爭之後，譚嗣同打算開發瀏陽礦產，可是缺乏銷路，馬尚德為其聯繫上英國領事館，支持其變法事業。最讓譚嗣同印象深刻的是，馬尚德千里迢迢來到中國，心中無時無刻不想著母親，三天寫一封信問候，每月按時寄錢，極為孝順。譚嗣同看到之後，非常感動，甚至想到了自己的母親。
西方沒有倫常嗎？中國之道德遠勝西方？人性有華夷之分？如果人無分別，那麼所謂「聖人之道」也必然是一致的，但這道是什麼呢？
後來，譚嗣同再度見到傅蘭雅，傅蘭雅給了他一本自己翻譯的書－《治心免病法》。看完這本書之後，譚嗣同覺得自己找到了問題的關鍵。原書的作者是美國人，宣揚心靈治病。書中提到了「以太」的概念，以太是一種介質，可以傳播光、電、聲音。傅蘭雅在翻譯的時候，多解釋了一句，以太是一個存在於人們意識中的神秘之物，可以傳播「心力」。
長久以來，譚嗣同有一個執念：宇宙和個人之間必有聯繫，這樣生命才有意義。正是因為這信念，他的靈魂才有棲息之所。儒家的天人合一已然崩解，恰好，西方學的以太和「心力」給了他一個新的歸宿。
但這裡存在著兩層「誤讀」。傅蘭雅用中文翻譯《治心免病法》，免不了入鄉隨俗，這是第一層「誤讀」；譚嗣同用駁雜不精的西學知識去理解《治心免病法》，這是第二層誤讀。這兩層誤讀創造出一個不中不西的「怪物」 。在近代之中國，這樣的事比比皆是。
譚嗣同找到了道，開始回望中國的禍亂，以及人間的痛苦。他說："傅蘭雅精於格致者也，近於格致亦少有微詞，以其不能直見心之本原也。"
「天理」的道，有如孱弱之中國，面目可疑；格致的道，有如強權的西方，面目可憎。真正的道，在「心學」。
傅蘭雅。圖源：網路
超越地球
光緒二十二年（1896）下半年，譚嗣同預告自己正在「別開一種衝決網羅之學」。衝決網羅，也就是打破桎梏。
翌年（1897），《仁學》破土而出。
這本小書所希望回答的問題太多，既有民族的救亡，又有未來的規劃，更有人類的終極關懷。它很駁雜、很模糊、很急切，正如譚嗣同之內心。過去的迷惘和焦慮都化作養分，滋養了《仁學》這朵顏色嬌豔的花。
在《仁學》的世界裡，以太是構成宇宙萬物的基本元素，不生不滅，連結萬物。為了說明以太的作用，譚嗣同也引用了電、光、熱力等科學名詞。他所理解的以太，是個類似「氣」的東西，有精神生命，因為連結一切，所以無所不知。
這樣一個宇宙，是沒有生死可言的。個人只不過是以太的聚散，人最終可以超越現實，融解到永恆的宇宙中去，死而不死。或許，只有這樣，譚嗣同才能擺脫自童年以來就存在的死亡陰影。
宇宙之中，以太無所不在，所以萬物都是相通的。 《仁學》說，"仁以通為第一義"，又說"通之象為平等"，所以"仁"不再是儒家口中的親親尊尊，而是平等。
大家都是塵世之人，為何你是皇帝，我是庶民，我就得向你跪拜？為何你是丈夫，我是妻子，我就得依附你？為何你是父親，我是孩子，我就得由你掌握？平等才是真實的存在，大家為何要侷限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號上呢？而現實是，虛假的「名」實在太多了，幾乎籠罩了整個人間：權勢、習俗、夷夏、利祿……「名」布下了天羅地網，必須將其衝破掃除！
兩千年來之政是秦政，兩千年來之學是荀學。譚嗣同借法國人之口，講出「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洩萬民之恨」的話，頗有種魚死網破的味道。
許多開明之士，只是反對君為臣綱，而對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視而不見。譚嗣同經歷過倫常之苦，所以痛斥一切不平等的家庭關係。他認為，女人只是男人洩欲的玩具，在這一點上，漢人甚至比不了一向輕視的滿、蒙。他最為推崇朋友之倫理，因為在這種關係裡，人人有自主之權，最為平等。兄弟關係則為其次。或許，他想起了深夜一起徹談人生的唐才常，和早已遠去天國的譚嗣襄。
可惜的是，《仁學》一書因為太過激進，譚嗣同不敢公開，只能偷偷給幾位同道看。譚嗣同死後，他的兩位好友唐才常和梁啟超將《仁學》刊登於報，然而這兩個版本都有所改動。這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嚴復讀完就說："譚復生之《仁學》，四五讀不得頭腦。"
要讀《仁學》，只能放入譚嗣同的人生之中，才能體會其意義。可以說，譚嗣同完成《仁學》之後，就注定了流血的命運。
他的生命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既然萬物相通，既然個人並非局限於軀殼中的"小我"，既然死亡不可懼，那麼，為了救贖時代，為了實現"仁"，又何惜此身。他在《仁學》中不斷表達一個意思："捨其身以為眾生之犧牲，以行吾心之所安。"
這是一個懷疑的時代，也是一個信仰的時代。傳統的瓦解，讓他的心靈無所不在。新的信仰需要他去建立，也需要他實現。如果拿不出獻身的勇氣，如何對抗黑暗的世俗？如何走向新世界？
他要為心中的真理而活，而死。
他曾自剖：「嗣同縱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視地球如掌上，果視此軀曾蟣蝨千萬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齊修短，嗤倫常，笑聖哲，方欲棄此軀而遊於鴻濛之外，復何不敢勇不敢說之有！"
軀體一文不值，精神永垂不朽。
《仁學》。圖源：網路
神奇的湖南
當譚嗣同完成「衝決網羅」之學時，他的家鄉－湖南，已經風雲匯聚了。
湖南巡撫陳寶箴起用了一批變法人士，辦公司，建學堂，設機器，造電燈，行輪船。湖南學政江標以新學取士，成立學會，還辦了一個《湘學報》宣傳新政，唐才常就在其中擔任主筆。新成立的時務學堂，透過譚嗣同的關係，邀請了梁啟超做總教習，康有為一黨順利進入湘省。一直被認為是"守舊"的湖南，"人思自奮，家議維新"，為天下風氣之先。
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月，德國強佔膠州灣。此事一出，輿論嘩然。梁啟超上書陳寶箴，要求效法竇融經營河西、鄭成功守台灣，實行「湖南自立」。保持獨立性，但不分裂於國，打造一個自主的變法之地。譚嗣同也說，官吏不可恃，如果我們不自救，湖南就會變成下一個膠州、下一個台灣，任人魚肉。而且，他公然對陳寶箴表示，我們要儘早做"亡後之圖"，無論天翻地覆，民權不能丟。
陳寶箴既擔心列強瓜分之勢，又怕上面對自己生嫌隙，只能有條件地接受某些主張。他曾說：「復生才氣可愛，志氣可憂。」不過，一個地方大員能做到這樣，已是極為難得了。
陳寶箴。圖源：網路
譚嗣同的變法只有一個宗旨：興民權。要達到這一目的有三個途徑：「一曰創學堂、改書院；二曰學會；三曰報紙。」乍一看，這些主張並不激進。但其實，個個「包藏禍心」。
光緒二十四年（1898）二月，長沙南學會成立，依譚嗣同的設想：「今以行省設總學會……府、廳、州、縣設分學會……凡會悉以其地之紳士領之，分學會各舉其紳士入總學會，總學會校其賢智才辯之品第以為之差……於是無議院之名而有議院之實。」梁啟超也說：「南學會實隱寓眾議院之規模，課吏堂實隱寓貴族院之規模，新政局實隱寓中央政府之規模。"
同年，保衛局成立。其功能與保甲多有類似，但是管事的人變了，原來是官，現在是民。譚嗣同說："保衛局特一切政事之起點，而治地方之大權也。"湖南士人皮錫瑞看到這番言論，不由得感嘆："復生論保衛局事，可謂明目張膽而言之。"
時務學堂也教民權：「臣也者，與君同辦民事者也。」當時，上課後，學生要寫札記，然後老師批改，梁啟超作為老師，經常言及變法。譚嗣同雖不任職，卻常來學堂，讓梁啟超多言革命。於是學生越來越激烈，由於大家都是寄宿，所以外界不知。直到學生放假回家，一些札記流傳出去，才引起社會非議。
譚嗣同之"興民權"，實為"興紳權"，因為"紳為官民之中介"。有了紳權，就算守舊派不允許變法，也有了變法之實。諷刺的是，大約過了二三十年，紳士變成了壞詞，劣紳成了全民之公敵。這群「劣紳」大多是在清末新政之後崛起的，而清末新政又是基本照搬戊戌變法「興紳權」的內容。正應了那句話：今日之神奇，明日便化為腐朽。
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天的長沙時時在演繹神奇，處處充滿了生機。報紙風行，學會林立，新學興盛。梁啟超後來回憶道，"餘平生所歷，鐘刻於神識中最深者，莫如丁酉、戊戌間之在長沙時"，一群維新志士齊心協力提倡和實踐新學。譚嗣同向梁啟超介紹了唐才常，在樑的印象裡："譚儷陽與唐瀏陽，血性之熱烈同，性格之卞急同，學問之幽隱僻奧同。"
然而，即便在全國最富有朝氣之地區，譚嗣同的身邊也只有寥寥幾道身影。
梁啟超。圖源：網路
新舊之爭
當時的湖南存在兩個陣營，一個新，一個舊。
譚嗣同、唐才常是新派中最激進者。新派還有一群穩健的人，像是陳寶箴、黃遵憲、熊希齡，他們是新政的主持者和實際操作者。舊派則是湖南的一些紳士，如王先謙、葉德輝。
提起舊派，我們腦海中可能會出現一個頑固不化、氣急敗壞的老夫子形象——這其實是一種誤解。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基本上沒有純粹的守舊派了。就算是仇西學至深者，也要委婉地說「圖自強」。許多舊派人士內心亦贊成變法。南學會成立時，王先謙極為贊成，他說：「天下學術，斷不能盡出一途。」對於譚嗣同、唐才常創辦的《湘報》，王先謙盛贊：「湘報刊行，見聞廣遠，開拓民智，用意甚甚善。」那麼，舊派後來為何要反戈一擊呢？
我們只有弄懂這一點，才能理解譚嗣同之孤獨。
維新派認為學習西方技藝不足以救國，還得學習西方之政治。譚嗣同更激烈一些，要求「盡變西法」。王先謙認為，學習技巧並無問題，問題是根本沒有把西方的工藝學到手。甲午戰敗也不證明以前建設海軍是錯誤，只表示海軍建設不夠。
王先謙說：「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為一教，並非西教：其言平等，則西國並不平等；言民權，則西主實自持權。康樑謬托西教，以行其邪說，真中國之巨蠹。」言下之意，你們一個個說學西法，卻全是自出"新意"，不僅西法學不到，還反生破壞。 1898年6月，向陳寶箴請求整頓時務學堂，用的就是這個理由。
陳寶箴下令調閱學生的札記，其中自然有「民權平等」「無君無父」之說，甚至還有「排滿」的言論。有人指責時務學堂媚事康黨，唐才常回應道，我等早就贊同民權，和康黨不康黨毫無關係，當今之世，若不高舉平等之大旗，怎麼挽救天下浩劫？
有趣的是，「民權」與「平等」並非康有為推崇之主張，卻成為舊派的攻擊目標，承擔了主要的火力。較為激進的譚嗣同則很少受到直接攻擊。而譚嗣同構想之"民權"，又有很多懸想的成分。可以說，新舊兩派都不懂西學，都在自出「新意」以救世。
舊派注重中西文化競爭。他們認為，以力之強弱來分教之高低十分不妥。甲午之戰，日本打贏了，日本之文教就是文明的，中國之文教就是落後的？自從梁啟超主持時務學堂以來，三尺童子都在講民權、講改制、講王安石。千百年之事，一朝就否定之，西學不一定學得會，中學一定先滅亡。
譚嗣同等人深感亡國的臨近，唯有變法，才能救中國。就像梁啟超後來說的，國不能保則教亦不能保。舊派對於時局的觀感沒有這麼急迫，他們認為中國地大物博，完全有轉圜的餘地，只要能夠站穩中學的立場，有序地引進西學，就能在文化競爭中獲勝。
在新與舊的輪番撕扯中，譚嗣同衝破了天羅地網，道變了，宇宙變了，心變了，回頭望去，卻發現和周圍的人越走越遠。
光緒二十四年（1898）三月，《湘報》發表了一篇《中國宜以弱為強說》。該文主張：（一）西法與中法相參；（二）西教與中教並行；（三）君權與民權並重；（四）黃人與白人通婚。這番驚世駭俗的言論觸及了舊派的底線，連新派的一些人都覺得太過了。遠在武昌的張之洞致電陳寶箴，要求「設法更正」。
隨後，陳寶箴調閱學生札記。有流言說，學堂各教習以為巡撫大人起疑心，於是臨時塗改札記。陳寶箴命譚嗣同的恩師歐陽中鷂寫信責問，譚嗣同回應道：「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豈臨小小利害而變其初心乎？…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不然，則真亡種矣。」時局危殆至此，恐怕只有鮮血才能警醒世人。
歐陽中餛飩回信道，陳寶箴對新派多加約束，意在保護你們。
譚嗣同看到信之後，跟唐才常說，這位老師已經與我們分道揚鑣了，只有面談才能講清彼此的分歧。
當時，譚嗣同受光緒帝徵召，準備赴京。離開前，他去老師家辭行，侃侃而談進京要做哪些大事，說到後面，氣氛漸漸冷下來。歐陽中餛飩反駁了幾句，雙方最後不歡而散。次日，這位老師給學生寫了一封信，勸他不要鋒芒太露："望弟善藏其用，留俟彼時為四萬萬黃種立命，千萬至禱。"
而譚嗣同並沒有聽老師的話。
王先謙。圖源：網路
彗星隕落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光緒帝下詔起用康有為、譚嗣同等五人。
譚嗣同似乎看見了轉機，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絕處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他北上赴鄂，抵達武漢之後生了一場大病，只好休養十餘日。期間，他還拜訪了張之洞，張諷刺道：「君非倡導自立民權乎？今何赴徵？」譚回答：「民權以救國耳，若上有權，能變法，豈不更勝？"
張之洞。圖源：網路
譚嗣同入京，是否說明他變得不那麼激進了？近代人物的思想處於複合狀態，腦中常存在不同的、對立的觀念，況且思想與政治作為並非亦步亦趨。譚嗣同入京，可以是權宜之計，可以是由興民權轉向變法，也可以是兩者皆有。
在進京之前，譚嗣同不斷提到對未來的期待，說聖恩浩蕩，「力疾一行」。好友勸他"不如早歸"，他不為所動，仍拖著病體北上。在湖南新政陷入沉寂之後，有機會參與全國之變法，這的確是一個救世的機會。同時，他與唐才常密謀聯絡湖北的哥老會。當時，哥老會那邊"擇其中年壯勇悍者數十名"，供驅使。譚說時候未到，勸其好好練武，以待時。
待到譚嗣同入京時，已經是百日維新的後期了。朝堂之上，新舊兩黨的交手比湖南更為激烈，可謂是危機四伏。維新黨人無時無刻不在面對後黨的敵意，官員的敷衍，謠言的中傷。敵強我弱，勢單力薄。連維新派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譚嗣同寫信給唐才常說：「劉（光第）願者，雖不奮發，而心無他。然可慮者，楊叔嶠（楊銳）跋扈，媚舊黨而排南海（康有為），復生憤與之爭，叔嶠不納。"
變法走到這裡，更多靠的是皇帝的權威。
七月末，光緒皇帝和慈禧說想開懋勤殿以議制度。康有為一直想在清朝的體制之外，建立一個議政機構，這是對慈禧權力的直接挑戰。帝後應該爆發了一場爭論，結果自然是太后勝利。七月三十日，光緒帝召見楊銳，說「朕位且不能保」。那時，維新黨人早已預見了皇帝被廢黜的前景，密謀用非常之手段，解決帝後之矛盾：誅榮祿，圍頤和園，廢西後。
八月三日，光緒帝前後兩份密詔送到了譚嗣同、康有為面前，譚嗣同提議「袁世凱可屬大事」。同一天，譚嗣同急電唐才常，「速偕同志，來京相助」。晚上，譚嗣同來到法華寺，對袁世凱說，榮祿陰謀弒君，大逆不道，必須速速除去。他要袁世凱帶兵入京，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護皇宮。袁世凱驚訝地問道，為何要圍頤和園。譚嗣同則說，「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還說不用你動手，我親自來，你只用「誅榮祿，圍頤和園耳」。袁世凱表面同意，一轉頭就將此事外流。
袁世凱告密是否引發了戊戌政變？學界頗有爭議。有一部分人認為，政變並非袁世凱告密而起，但是袁告密加劇了政變的激烈程度。相較於西太后、袁世凱這些深諳權術之人，維新黨確實太過幼稚。
京城風雲變幻，一場政變以雷霆之勢降臨。八月六日，南海會館被查抄（康有為在前一天已經出逃），譚嗣同與梁啟超知道事不可為，便找到傳教士李提摩太，想讓他設法保護皇帝。梁啟超去日本使館，見伊藤博文，營救康有為。當天晚上，譚嗣同與梁啟超說起佛理，已是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八月七日清晨，譚嗣同入日本使館與梁啟超相見，勸其到日本避難，並將詩文書稿相託。最後，他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日本友人勸他離開，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六天後，譚嗣同從容赴死，年僅三十四歲。
這大概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名的一例死亡了。經過後世的不斷追懷與書寫，譚嗣同之死多了一些傳奇色彩。譚延闓寫道：「臨刑神采揚揚，刃頸不殊，就地上劙之三數，頭始落，其不恐怖，真也。」還有人說用鈍刀砍了三十多刀，堪比鋸頭。
梁啟超之弟梁啟勳曾回想譚嗣同與梁啟超訣別的場景，譚嗣同說了四點不走的理由：「一、大概往後十年八年，國內沒有我們的立足之地。逃亡的話，我既不會講英語，又不會講粵語，而華僑多是廣東人，我的一切活動能力都會消失，成為廢料。二、我父親在官，我跑了，一定株連家屬。三，我有肺病，壽命不會很長了。四、世界史先例，政體轉變，無不流血，讓我來做個領頭人吧。你該逃生，我則待死。"
譚的好友劉善涵說，譚嗣同死前燒掉了所有書信，卻留下一封父親責罵他的信件，慈禧看到之後，便對譚繼洵放下戒心。
這些講述者並非親歷者，卻說的有頭有尾，真實性存疑。即便是梁啟超，對於好友的書寫也不盡實。就例如，他在《譚嗣同傳》裡寫道，譚不走是因為「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這明顯是梁啟超的想法。他刊登的《仁學》也刪去了不少激烈之語。
其實，對於譚嗣同主動赴死，無須增添其悲壯的色彩，也不用非要蓋上「為變法而死」的大旗。正如《仁學》裡所說的那樣，渺小的個人總歸要融到永恆的宇宙中去。能夠超越死亡的只有永恆，永恆不屬於現實，而歸於精神的世界。
中國近代殉道者有一個共同點──殉道的勇氣。不論信仰為何，信仰的那一刻，他們便是永恆的。肉體隕滅，如同彗星隕落，後繼者看到的是一道果決的光。自那以後，烈士總是成群出現，譚復生「死而復生」。
參考文獻：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一一譚嗣同思想的分析》，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賈維：《譚嗣同與晚清士人交往研究》，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羅志田：《思想觀念與社會角色的錯位：戊戌前後湖南新舊之爭再思》，《歷史研究》，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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