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的民營企業家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當國難當頭的時候，當因為戰爭逃亡的難民、兒童乞求一張逃生船票的時候，企業家應該賣高價票，賺這種浸滿血淚的黑心錢嗎？
當侵略者的飛機在頭頂盤旋，不時扔下奪命的炸彈，公司的輪船炸一艘，沉一艘的時候，為了減少損失，企業家應該停船歇業嗎？
當外國人的輪船趁機抬高運費，大賺一筆的時候，企業家是應該跟著漲價還是維持原價？
100年時光荏苒，時間久到幾乎被遺忘，但曾經有一個中國人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一個優秀的民營企業家，是什麼樣子。
國民政府的難題
1937年7月7日，抗戰爆發，從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的一年三個月時間裡，華北、華中、華南共13個省的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多座城市淪淪陷。
武漢失守前後，離武漢300公里的宜昌成了敵我雙方關注的焦點，它的重要戰略地位更顯突出。
為什麼？
因為宜昌是長江的咽喉，是入川的門戶。
其實蔣介石早就為抗日進行了大西南建設，但是日本人等不及了，為了打斷中國發展的脊梁，發動七七事變，掀起了全面侵華戰爭。
這可苦了中國人，藉著淞滬會戰爭取到的3個月時間，國民政府搬到了陪都重慶，但其他重要的人員、物資根本來不及往四川轉移。
日本人壞到了骨頭裡，他們判斷中國為抗戰準備的戰略物資都集中在武漢，只要將武漢的這批物資炸毀，中國人就只能束手待斃，再也無力抵抗了。
為了畢其功於一役，日軍決定轟炸武漢，先打掉武漢的兵工廠。
1938年4月29日，日軍航空兵組織的中國戰場規模最大的一次空襲直奔漢口兵工廠而來，由於國民黨軍統戴笠獲得了準確的情報，中國空軍與當時蘇聯的一支航空支援隊早有準備。
空襲這一天是裕仁天皇的生日，日本空軍本來是給天皇獻禮的，結果這下子既獻眼又獻醜，被中國空軍打下了21 架飛機。
牙齒打掉了，還不敢在天皇面前哭。
天皇被蒙在鼓裡，不知道日本航空兵給自己的這個生日蛋糕被打翻了，繼續召開禦前會議。
這次會議上，天皇說不願再見帝國百萬雄獅受制於中國。
什麼意思？
他希望給國民政府最後致命一擊，迫使中國投降，趕快抽身出來。
其實當時日本有明白人，知道日軍戰爭潛力不足，中國戰略縱深太大，若是在中國戰場泥足深陷，未來那是大大的不妙。
武漢上空的這3次大型空戰就拉開了武漢大會戰的序幕。
蔣介石實際上定下來的戰略是打持久戰，保衛大武漢是個虛招。實際上國軍在消耗日軍軍力的同時，國民政府首要任務是把堆積在武漢三鎮和周邊的這些中華民族的家底遷入四川。
大批人員、物資的撤退成了戰時交通運輸最大的問題。
宜昌大撤退
而當時的中國，雖然比晚清時只有馬車強多了，可是要靠飛機、火車和公路運送這麼多物資和人員，運力仍然嚴重不足。
因此，長江水道便成了進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線，成了抗戰時貫通前後方最重要的「黃金水道」。
此時的宜昌情況十分危急，處在一片混亂和恐慌之中，宜昌沿江兩岸已堆積了差不多十萬噸機器，佈滿了上百畝的土地，等待轉運。
僅有的一點航運能力，卻因為恐慌引起的談判而陷於停頓！
各輪船公司擠滿了吵鬧的人群，到處是交涉、請客，請客、交涉，而運輸的阻塞卻絲毫沒有減輕。
眼看著再拖下去，什麼物資都運不走，遲早成為日本空軍的活靶。
在這個生死存亡的危難關頭，一個人站了出來，他就是民生公司的老闆盧作孚。
愛國商人盧作孚
盧作孚是重慶人，一生都在尋找救國的路線，他曾經參加同盟會，親身參與「革命救國」。辛亥革命成功後，成了中學老師，走上了「教育救國」的道路，後來發現辦教育需要錢，於是又開始「實業救國」。
盧作孚看中了三峽航運，於1925年成立了民生實業公司。
從1908年到1930，長江上先後有50多家輪船公司出現，但在激烈的競爭中，實力弱小，處於魚肉地位中的中國輪船公司為維持營業，不得不依附外國公司，支付昂貴的掛旗費，只為在輪船上懸掛外國旗。
結果揚子江上游，像是八國聯軍開會，什麼外國旗都能看到，就是看不到中國國旗。
盧作孚下決心改變這種狀況，他七拼八湊了8000元，買下一艘70 噸的小船起家，主打一個速度快，安全，還管飯。
他親自上船當服務員，靠著"擔擔面，有勁頭"，盧作孚一下就成功了。
盧作孚是典型的中國第一代企業家，吃苦耐勞，吃住幾乎都在船上，對三峽每一個險礁暗流瞭如指掌，對員工非常好，把公司的船長、船員當做親人一樣。
員工犯了錯誤，怎麼辦？
不開除不解聘，讓你上岸，不讓你在船上待著，給你錢，讓你去上岸吃喝玩樂，這叫作「坐冰桶」。
那時候的人再無情無義，再沒有良心，過不了兩個月就回頭到盧先生那裡去檢討錯誤，請求重新上船上崗了。
人經過這樣的反思和這樣的彼此信任，會比以前更用心，更賣力氣。
中國版"敦克爾克大撤退"
國難當頭，盧作孚決定幫助政府運送這群人跟物資，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宜昌是長江的咽喉，宜昌往上游，灘多浪急，噸位重的大船不能直達重慶，而且運力奇缺，盧作孚手上只有22艘輪船，除此之外，只有2艘中國輪船和幾艘外國輪船。
宜昌大撤退
依當年運力計算，這麼多人員跟物資要全部運抵重慶，至少要1年的時間。
當時給了盧作孚多少時間？ 40天，40天一過，長江就到了枯水期，所有的航運計畫都得泡湯。
這是個民國版「不可能的任務」。
怎麼辦？
盧作孚帶領公司的技術人員反覆研究，創造出"三段航行法"，正是依靠這個創舉，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大顯神威，完成了這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
什麼是「三段航行法」？
就是將長江上游宜昌至重慶的航線分為三段，每段依不同的水位、流速、地形來調整馬力、船型、速度適當的輪船分段航行運輸。
從宜昌到重慶，輪船上行需要4天，下行需要2天，也就是說，一般輪船往返宜昌、重慶一次需要6天。
盧作孚當機立斷，下令採用"三段航行法"，除了最重要的物資和最不容易裝卸的笨重、大型機器設備以及重要的軍用物資直接運往重慶外，其他的物資全部按"三段航行法"辦理。
有的船運到萬縣就返回；有的運到奉節、巫山、巴東就返回；有的甚至只運到三峽峽口就卸下，當天返回。
這樣，航程縮短了一半或一大半，從而贏得了寶貴的運能和時間。
不拿槍的戰士
在整個大撤退運輸中，民生公司遭受了巨大損失和犧牲。
1938年11月，「民裕」輪從三鬥坪去重慶途中，在青石洞遭到幾架日機的襲擊，當即被炸沉。船上人員除7人生還外，其餘全部犧牲。還有「民權」、「民眾」、「民元」等川江主力船，不是被炸得嚴重破損，就是被炸沉，使長江上游的運力比抗戰前減少了一半。
盧作孚的兒子盧國紀在《我的父親盧作孚》中寫道，從1939年到1945年，民生公司有16艘主力船被炸沉，69艘船舶被炸傷，犧牲船員117人，傷殘76人。
至於民生公司被敵機炸毀的廠房、倉庫、機器設備，以及損壞的碼頭、躉船、貨棧等，也有很多。
最令人感動的是，這場宜昌大撤退過程中，民生公司的船員們化身成了勇敢的戰士，他們腳下的輪船就是他們的武器，用來跟日寇英勇搏鬥。
1941年8月22日，滿載著前方受傷將士、入川旅客的「民俗」輪由巴東開往重慶，駛至巫山縣青石洞水域時，突然遭到日軍7架飛機轟炸襲擊。
「民俗號」上的船員們臨危不懼，為了保護旅客，搶救傷員，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
大副李暉漢，在船隻被炸沉時，飛身衝進駕駛室搶救重要文件，文件剛被搶入懷中，突然一塊彈片飛來，竟被削去嘴臉，倒在血泊中犧牲。
報務員陳志昌始終保護電報機不肯離去，終被炸死殉職。
加油工邱寶定在機艙值班，被一塊彈片穿破腹部，流血不止，叫他快離去，他大呼：「死就死吧，絕不能走！」竟與船舶共沉亡。
船隻即將沉沒之際，「民俗」輪機艙內無一輪機人員離崗逃命，全體人員堅守崗位，全力駕駛挽救船舶......
在這次轟炸中，「民俗」輪上犧牲船員70人、傷兵160人，旅客20人。
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竟然讓我一瞬間有些恍惚，我竟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解放軍的影子。
《亮劍》裡面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
公司員工英勇如斯，不難想像，領頭人盧作孚又是何等的英雄了得！
民生號輪船
這些不拿槍的戰士，身上流著的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
這麼大的運輸量跟犧牲，是不是發點小財也是應該？
盧作孚堅決不發國難財，在這種危機關頭，不但不漲價，反而只收了極低廉的運費。
根據當時資料記載，民生公司對兵工器材每噸只收30到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間器材也只收60到80多元一噸，而外國輪船公司要收300到400元。
對待窮苦的難民跟兒童，乾脆一律免費，也不收船票錢，甚至提供「擔擔面」讓難民果腹。
現代企業應該向股東負責，但在國難面前，民生公司選擇了向國家負責。
經此一役，民生公司的營運損失在400萬元以上。
在盧作孚及全體民生公司員工的努力下，整個宜昌大撤退期間，民生公司共運送人員150萬人，物資100萬噸，其中包括2萬噸的空軍器材，11間兵工廠，2間鋼廠，3間機器製造廠。
這些兵工廠到了重慶後立刻開始動工生產，為中國軍隊抵抗日本侵略提供武器彈藥。
根據調查，這次搶運進來的兵工廠和民營企業機器設備，每月可造手榴彈30萬枚，迫擊砲彈7萬枚，飛機炸彈6千枚，十字鎬20多萬把。
這次宜昌大撤退，也被後人稱為中國版的"敦克爾克大撤退"，它對中國抗戰勝利的意義，完全可以跟歐洲戰場的那次大撤退相提並論。
宜昌大撤退
思想轉變
抗日戰爭結束後，盧作孚的愛國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由"實業救國"逐步轉向贊同、追求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主張。
這種思想轉變首先是盧作孚長期受到中國共產黨影響的結果。
1938年，他在漢口認識了周恩來，從此便同周恩來保持了聯繫，有時在公開場合，有時在重慶曾家岩50號。這種聯繫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
盧作孚不斷受到中國共產黨方針政策的影響，逐步認識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那麼盧作孚為國民政府立下如此汗馬功勞，國民黨會怎麼對待他？是不是加官進爵，榮華富貴？
不是的，不但沒有這些，還有人盯上了盧作孚的民生公司。
1939年，四大家族中的孔、宋集團打算利用民生公司員工要求增資的機會，用投資民生公司的方式來把它據為己有。
宋子文更把他的親信安插到民生公司，進行由表入裡的滲透。
對此，盧作孚充分利用國民黨集團之間的矛盾，相繼動員張群和陳立夫等去當說客，規勸孔、宋不要打民生公司的歪主意，同時促成多家銀行投資民生公司，孔、宋集團併吞民生公司的圖謀最終流產。
雖然四大家族吞併民生公司的陰謀沒有得逞，但盧作孚也明白了，在這些國民黨權貴面前，自己的產業，只不過是砧板上的魚肉而已。
1946年11月，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持，國民黨政府與美國簽訂了全面出賣中國主權的所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
正在加拿大的盧作孚得知條約內容時，內心充滿悲憤。
他意識到，自己一直為祖國擺脫被壓迫、被剝削的貧窮落後狀態，建立一個富強和獨立自主的國家而奮鬥的理想將因此化為烏有。
1947年，南京發生國民黨軍警血腥鎮壓愛國學生的"五二0慘案"。盧作孚對國民黨的暴行十分憤慨，認為中國被糟蹋成這個樣子，實在可惜可嘆。
凡此種種，使盧作孚徹底拋棄了對國民黨政府的幻想。
隨著思想、立場的根本轉變，盧作孚決心"竭盡所能，為新中國航運事業貢獻力量"。 "
三大戰役以後，國民黨的失敗已成定局，正積極準備退守台灣。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護好民生公司的100多艘船，使之不落入國民黨手中，平安地過渡到新中國的成立，成了盧作孚日夜焦慮的大事。
1949年至1950年，他殫心竭力，八方交涉，將國民黨劫持去黃海、東海打兵差的"太湖"、"寧遠"、"定遠"等輪，扣於舟山的5艘民字號輪，以及在台灣的"民眾"輪救至香港，連同滯留在香港的船隻，共18艘全部送回到新中國。
這是盧作孚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重大貢獻。
1950年8月10日，盧作孚與交通部長章伯鈞簽署《民生實業公司公私合營協議書》，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成為新中國第一家大型的公私合營企業。
含冤去世，一生清貧
1952 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主力船「民鐸號」在鬼城封都觸礁沉沒，這似乎是個很不好的預兆，盧作孚心情很不好。
1952年2月8日晚上，由於受到當時政治運動的衝擊，盧作孚回到家中說：「小孩子不要進來，我要好好休息」。進屋後，服用大量安眠藥離開人世，享年59歲。
盧作孚走後很多人來送他。
有一個老船長拉響了汽笛，旁邊的人說："老船長你不怕犯錯誤嗎？盧作孚還有歷史問題沒有交代清楚呢。"
老船長說："怕什麼，這樣清清白白的人，能出什麼問題！ "
盧作孚一生簡樸至極，在給妻子的遺囑中，他寫道：「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還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的股票交給國家；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抗戰期間，盧作孚生病了，他的家人想買一隻雞給他吃，連這錢都沒有。
雖然是民國時首屈一指的大老闆，但他一生愛穿粗布衣服，愛吃豆花飯，對家人要求極為嚴格，家人坐民生公司的船也要買船票，從不允許家人公車私用。
盧家的日用品較為簡單。床上舖的是普通的布毯，夏天鋪竹蓆，廉價的花布被面，粗布被單。餐具是粗瓷碗和江安出產的竹筷子，沒有任何高檔的餐具，甚至連吃飯的方凳都沒有多餘的。
一把土茶壺，幾隻玻璃杯，客人來的時候，倒上一杯白開水。一家人不吸煙，沒有煙灰缸。洗澡用木盆。家中沒有廁所，只在屋子外竹籬旁有一個簡陋公廁。家中唯一的「高級」用品，是一台30年代買的小電扇，漆都褪盡了，破舊不堪，毛病不少。
為人民做過很多好事的中國船王
盧作孚不幸辭世的消息傳到遙遠的北京，引起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的極大關注，並深深表示惋惜。
毛澤東用他那濃厚的湖南口音說道： "如果盧作孚先生還在，他所要擔負的責任總比民生公司要大得多啊！"
周恩來在政務院討論民生公司公私合營的問題時，對盧作孚的一生作了這樣的高度評價：盧作孚先生不僅對祖國的交通運輸事業和工業作出了貢獻，而且對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建設也作出了貢獻。
1952年，在毛澤東同黃炎培談起中國的民族工業時，再一次深情地說到了盧作孚：「有四個實業界的人士不能忘記，他們是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範旭東，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和搞紡織工業的張騫。 "
1980年，中共中央再次對這位成就顯赫的"一代船王"作出了這樣的評價：為人民做過許多好事，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結語
盧作孚為什麼能夠在宜昌大撤退期間完成這麼偉大的壯舉？
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我們不是在做生意，我們是在打仗，我們在前線衝鋒，我們在同敵人拼命! "
盧作孚用自己的人生告訴我們，一個優秀的民營企業家應該是什麼樣子。
現在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企業家？
有人可能會說，現在是和平環境，國家搞市場經濟，企業家當然是要賺錢，為社會創造財富的。
真的這麼和平嗎？
華為的故事深刻地教育了每個中國人，落後就要挨打這句話，到今天仍然適用。
我想，我們到今天，仍然需要像盧作孚這樣的企業家，才能讓我們國家的民族工業真正屹立於世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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