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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一推拿師傅被抓，公安認為是特務，他說：我養過毛主席的孩子
1955年4月3日，就在潘漢年同志在黨代表大會上被捕後，上海市區抓了一名推拿師傅，說他有問題。
一名推拿師傅，跟參與政治工作的同志，這兩人之間能有什麼關聯？
一個在北京，一個在上海；一個黨內同志，一個是一般群眾，看起來兩人之間差了十萬八千里。
然而，就是這樣普通的推拿師傅，上海公安的同志認為，他極有可能是特務，曾經擔任過偽職，替國民黨做過事。
這名師傅大喊冤枉，說自己是清白的，同志們一聽，便要他將過往經歷從實招來，以證明自己的身份。
不料，那師傅起頭就鄭重說了一句話，他說，自己曾經撫養過毛主席的孩子。
一開始，同志們都不相信，直到有一位老同志走過來讓他繼續說，這才揭開了當年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那麼這位師傅叫什麼名字，當年他真的帶過毛主席的孩子嗎？
l 艱困歲月
這名推拿師傅說自己雖然叫"董其清"，但他本名叫董健吾。
當年，他與潘漢年同志確實有聯繫，甚至對方還是自己的單線聯繫人。
關於他自己所說的「給毛主席帶孩子」這件事，他記得很清楚，他養的是主席與楊開慧同志的孩子，也就是岸英和岸青。
而之所以會帶著兩個孩子，甚至設法把他們送到蘇聯去上學，這還得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後。
1927年的失敗，對組織而言，打擊是巨大的，尤其是失去了許多優秀、重要的同志。
隨著全國各地的黨組織被破壞，接二連三有同志被出賣，或被發現後抓進監獄。
而這些殉道者的孩子們，有的被親友接走撫養，有的則成了流浪兒。
主席當時的革命伴侶楊開慧同志，1930年也在獄中犧牲了，留下了3個年幼的孩子。
組織將孩子們接到了上海，然後送進當地的大同幼兒園，暫時生活。
這個幼兒園裡的孩子們基本上是烈士遺孤，他們的經歷大致相似，在進入學校以前，過著餓肚子的艱苦生活。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組織內的革命互濟會開辦了這家幼兒園，把孩子們都放在一起撫養。
那時，互濟會的同志將維持幼稚園的重任交給了董健吾，請他挑起這個重擔。
且不論管孩子們要多少心力，光是保持經費夠用，就令他傷透了腦筋。
互濟會的能力也有限，只能給予一小部分經費，剩下的都要他自己設法籌集。
為此，他向其他熟識的教友募捐，一面又想辦法回到了老家青浦，賣掉了自家祖祖代代傳下來的幾十畝田地。
這片田地換了500多塊大洋，隨後，他又回到上海，找到相熟的好友，用極低的價格租下了兩棟石庫門房子。
他拿著剩下的錢孩子們做了幾十張床、桌子、板凳，生活用品一應俱全。
最後還請了右任先生題字，寫了塊「大同幼稚園」的匾額。
之所以要花這個錢，是要把外在打扮好，不能讓當局生疑，對這些小孩下手。
另外，在這個幼兒園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情報工作者，可以信任。
因此，像毛主席、惲代英等同志的孩子先後被接進了幼兒園裡，度過了一段相對寧靜的生活。
然而，局勢變幻莫測，就在半年以後，園裡有一位保育員突然失踪，根本找不到人下落。
董健吾他一向謹慎小心，認為保育員的始終只是個開始，接下來可能會有更大的變故。
因此，他向上級匯報了這一情況，組織當即決定，可解散幼兒園，轉移孩子，確保他們安全。
疏散時，組織指定讓他來撫養毛主席的孩子，但在幾次轉移途中，最小的老三，毛岸龍去世了，至於是失踪，還是病逝，一直沒有定論。
很快，他們就轉移到董健吾在上海開的古董店「松柏齋」去了。
但那裡也是同志們設置的接頭點，在組織被瘋狂破壞的情況下，那裡也不是最好的安置點。
幾個月後，他聯繫了特科的歐陽新同志，兩人一合計，決定將孩子們送到他前妻暫時照顧。
由於兩個孩子都說的湖南話，很容易被發現，所以只能把他們關在家裡，盡量不要出去，也沒辦法送他們上學。
但小孩天生活潑調皮，一直關在家裡也會出問題，這可怎麼辦？
好在，還有大孩子們在家，他家的孩子就成了主席家孩子的小老師。
那時，誰也沒有想到，這段經歷將會讓所有人留下難以忘懷的記憶。
暫時歸於平靜的生活之下，新的考驗又將來臨，面對白色恐怖，董健吾又該如何保護這兩個幼小的孩子？
l 神秘牧師
大多數人都有一個認識，身為共產主義者，那便具有無神論者的觀點，一切宗教都是空殼。
但在戰爭年代，黨組織裡有兩號神祕人物，一個是從少林寺出來的許世友將軍，另一個則是基督牧師董健吾。
史諾先生曾評價他是一位不見首尾的神秘牧師，而在當年更鮮為人知的是，他曾撫養毛主席的孩子們，並送去蘇聯讀書。
在國軍瘋狂搜捕共產黨的時期裡，他是如何保護孩子的？
大同幼兒園解散後，孩子們輾轉送到了前妻家中生活。
因為口音和安全問題，孩子們只能在家學習，他的大孩子們成了小老師。
岸英是個很好學的孩子，他的長子董在元和三女兒董惠芳則熱心當起了老師。
他們教語文和英語，每天還要帶著岸英寫大楷字。
岸青年紀較小，正處於異常調皮、好動的年紀，把兩位小老師，還有大人們搞得最傷心。
這小孩特別滑頭，常溜出去聽街上的賣藝人饒舌故事，大多是《三國》《水滸》一類的書。
大孩子們好不容易找到他，他在路上就同哥哥姐姐們講剛才的說書人講了哪些好玩的故事。
除此之外，董健吾家旁有一戶鄰居是唱戲的，扮演京劇武生，每天都會在院子裡練上一會基本功。
岸青看得心裡發癢，後來設法找到根木棍，依樣畫瓢似地舞弄木棍。
這樣平靜的生活還未持續多久，新的一輪風暴來了，敵人更加肆無忌憚地抓捕共產黨人。
毛家兄弟在董健吾家共生活了5年，這5年時間裡，他多次帶前妻轉移住所，提供吃住上的費用。
起頭2年也是孩子生活最輕鬆的時候，那會有組織發的津貼，再加上他當牧師每個月都有10元生活費。
後來，他全心投入特科工作，辭去牧師一職後，大家的生活便完全依靠黨組織的津貼了。
但在敵人的不斷封鎖下，組織自己也逐漸經費困難，漸漸地就斷了他們一家老小的生活補貼。
1933年，由於上海方面的組織屢次遭到破壞，他與上級失去了聯繫，自然生活費也斷了。
起初家裡還有點的東西可以抵押，時間一長，便無物可典。
餓肚子是要死人的，況且，家裡還有這麼多孩子，怎麼能讓他們活活餓死。
於是，他們踏上了一段謀生之路，那段時間裡，岸英、岸青兩個孩子，還當過流浪兒，在街上到處找剩飯吃。
後來，他和孩子們還一起撿過破爛、撿煙頭，稍微長大一點後，便幫人推車、賣報紙、早餐，嚐盡了生活的艱辛。
有一次，他們做完活，晚上坐在一起對賬，結果岸青發現自己賣報紙時收到了很多假幣。
他認定這是洋人水手幹的好事，隔天一早，他就拿粉筆在電線桿上寫「打倒洋人」。
他剛寫完，就被巡邏的巡捕抓了個正著，直接打了他一耳光。
岸英得知弟弟跑出去後，立刻出門尋找，找到時，岸青摀著腦袋直喊痛。
背回家後，董健吾得知事情原委，心裡是又心疼又氣，連忙找人借錢醫治。
但因為他沒有及時醫治，這一巴掌帶來的副作用影響了他一輩子。
隨著時間的推移，孩子越長越大，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他不願看孩子受苦，想為他們謀一條出路。
很快，他想到了一個辦法，就是送孩子去蘇聯學習生活。
一來有個住的地方，二來他們能夠得到良好的教育，將來學成歸來，還能為革命做出貢獻。
但究竟要怎樣才能把孩子們平安送出去？思來想去，他想到了一位老朋友。
l 晚年生活
1936年董健吾設法將岸英、岸青送出蘇聯，途中幾番波折，等孩子們順利出國，他全心投入抗戰。
然而，在抗勝利後，這位頗有功勞的神秘牧師卻不知所踪，6年後，他竟被關進了監獄，他的晚年生活究竟如何？
關於送去蘇聯讀書一事，由頭還要從1936年上海辦事處新任的副主任，馮雪峰同志講起。
他到上海工作後，當地的情報工作同志對他講了岸英、岸青的生活窘境。
馮同志非常心痛，表示一定要想辦法把孩子送到蘇聯去生活、學習。
董健吾得知這個消息後，就一直將此事放在心上，為這兩個孩子謀一條出路。
很快機會就來了，在他送斯諾先生進入延安之後，他第二次前往西安，見到了老朋友張學良將軍，受到了熱烈歡迎。
他得知他們一家酷愛古董，曾有幾件古董不慎被打碎，於是設法聯繫到一個玩古董的朋友，拿到了一套鍍釉彩瓷。
這是十分珍貴的明代古董，張學良一家得到此寶，連連讚歎，表示想重金買下。
不想，董健吾堅定拒絕，希望這套古董作為朋友間的禮物即可。
後面他在西安逗留了一些時日，臨近返回上海時，張學良主動問他有沒有什麼要求。
他認為張應當是出於真情提出的，於是便小心講起了自家撫養的三個孩子，其中有兩個是革命人士的孩子。
他希望能送孩子去蘇聯讀書，將來他們長大了，或許能為國家、為革命做出貢獻。
張將軍立刻沒有答應，不過他也沒有抱太大的希望，這件事他就當過去了。
但沒想到，2個月不到，張將軍主動打給他電話，約他到哥倫比亞路的一間酒吧見面。
在那裡，張將軍講了自己的計劃，他打算派李杜將軍送孩子們出國。
這令董健有些意外，同時又非常讚許，張將軍果真一諾千金。
就這樣1936年6月，李杜將軍喬裝為一名商人，帶著張將軍給的10萬法郎支票，以自己孩子的名義，帶著孩子們出國。
這項安排是為了後續出國後，保證他們抵達蘇聯。
然而，那時蘇聯境內局勢不大明朗，對出入境人員管控極嚴。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蘇聯的工作人員只同意岸英和岸青兩個孩子入境。
沒有辦法，董健吾的長子跟隨李將軍返回上海，毛家兄弟平穩到蘇聯生活學習，那時他們才14、13歲。
十多年後，毛家兄弟已長大成人，岸青給董健吾的兒子董壽琪，用毛筆親手寫了一封信。
他說，自己還能得知16年前的老友的狀況，心裡很高興。
他無法忘記在上海的那段時光，雖然很苦，但有董伯伯一家的照顧，也撐了過來，他們兄弟二人很感激他們一家人。
奇異的是，這位為組織做過許多貢獻的能人，在解放戰爭之後，卻神秘消失了。
組織一度想找出曾經撫養主席孩子的同志，卻始終不得線索，只能暫時擱置。
同時，董健吾這邊，自「七七事變」起，他就潛入了軍統機關內，獲得了不少情報。
而在對抗勝利後，他想辦法脫離了國軍的控制，只好改名為董其清，待業在家。
不久又因為經濟原因，他決定學一門手藝，同一位推拿師傅拜了師，學到了推拿術。
自那以後，他就以董其清的身份從事推拿按摩的工作。
1949年7月，他曾給潘漢年寫信，那時，潘已經是上海的副市長，他希望能在市政府見他一面。
沒想到，因為一些原因，潘拒絕了這項請求。
一氣之下，他寫了一封回信，表示以後不會再登門拜訪。
這之後，他艱難維持生計，一直到1955年冤案發生，無緣無故被抓進了看守所審問。
也正是這次審問，揭開了當年的種種故事，原來他就是當年撫養毛家兄弟整整5年的董健吾，也是帶斯諾先生進入延安的「王牧師」。
1957年6月，他被"無罪釋放"，繼續推拿醫生，4年後，他才與曾經的老戰友陳趙將軍會面。
陳將軍還埋怨他為何不寫信，其實是他一直以來就沒有主動聯繫領導同志的心思。
陳趙將軍曾評價，過去組織裡有兩個怪人，一個是喊著上山要當和尚的許世友，後來把他找回來了。
另一個做過牧師，結果又出來當醫生了，這回才把人家找到。
而新中國成立後，斯諾先生一直想要見見這位神秘的"王牧師"，但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如願，這也是一大遺憾。
董健吾的一生充滿了傳奇，人生充滿了起起伏伏。
他曾當過牧師，也是堅定的革命人士，無論他的信仰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他都為革命奔走，奉獻一切。
可見黨的理念是人心所向，不論什麼群體，都能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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