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前的湖南如此封閉和排外，那么生活在這個空間的熊希齡會如何呢？透過考察可以發現，此時的熊希齡思想還很狹隘。可以說，至少在1893年之前，熊希齡的思想養料庫中還沒有融入向西方學習的因素。儘管當時的熊希齡並不像某些頑固士人那樣恪守祖訓，但是，對於洋務派的學習西方、舉辦洋務，他卻是不甚贊同甚至力加指責的。
熊希齡
1893年熊希齡說過這樣一段話：「今之謀國者，齡竊惑焉。言富強，則曰興洋務；言戰守，則曰習洋操。夫牆垣將頹，徒塗舟艧，未必固也；腹心有疾，徒醫皮膚，未必痊癒。
中國之財為彼用也；中國之人為彼用也；量其輕重，權其緩急，孰得而孰失乎？ 」應當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洋務派能夠學習西方，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態度，並無大錯，熊希齡對其指責，似有偏頗的一固。不過洋務派興辦洋務，的確成效不大，花費了中國大量的財力物力，而僅只學到西方的一些皮毛，到頭來仍不能達到禦侮圖強的目的。徒醫皮膚"，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
熊希齡
問題是，熊希齡指責洋務派的措置失當，那麼按照他的說法，該怎樣才能做到「固牆垣」、「醫腹心」呢？顯然，處在封閉生存環境中的熊希齡，此時還不能從學習西方文化的角度來與洋務派一比高低。
也就是說，他還不能提出比洋務派的"西藝"層次更高的所謂"西政"主張，即通過改革中國政治制度來真正達到"固牆垣"，"醫腹心"的目的。他此時還只能在有限的範圍之內，以傳統的認知方式，去做有限的探索。這種探索不管結果如何，在思想境界上是較之洋務派要稍遜一籌的。
熊希齡
不過，熊希齡畢竟作了探索，儘管他的探索被局限在湖南一隅之內，且層次不高，但他能夠深入社會，了解實際，提出一些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仍不乏真知灼見的改革主張與建議，也還是難能可貴的。
鴉片戰後的五十年來，湖南人慶幸沒有受到外力的侵凌，這使得湖南人紛紛把目光投向省內、趨於自保。從外表看來，此時的湖南儼然一座"鐵門之城"，其實它的內部結構卻並不怎麼穩固，而是充滿著危機，弊害百出。熊希齡生長在湘西這個最為貧窮落後的山區，這裡的階級矛盾、民族壓迫較之別的地方更為突出，因此，他比一般人士有著更多的和更為直接的感受。
熊希齡
1892年，熊希齡擔任黔陽書院教習，他往返芷江、黔陽兩地，親身體驗了這裡的民生困苦。他說：「沅州三縣害之最大，莫如差役，而差役又以芷江、黔陽為愈甚。一差役有白役數十人或百人，大抵無業之遊民（遊民見差役得利較農商為倍，故自願人卯，而百姓受害無窮矣)。
熊希齡
這一年的冬天，熊希齡到黔陽所屬的沙灣一帶進行訪查，當時正遇見近村有一鬥毆命案發生，「官諭差役拘提兇犯，即有五、六十差役持刀矛槍棍盤踞鄉中，人家牲畜物件皆為所攫。熊希齡說這是他親眼所見，「非耳聞也」。
熊希齡
百姓遭此痛苦，雖有人控諸縣令，可縣令置之不理，為什麼？ 「官倚差辦案，差役無錢，豈肯盡力？不盡力則兇犯必不獲，不獲則官必受罰矣。故往往官知其弊不能禁也」。這可以說是當時的湖南下層社會人們生活苦痛的縮影。
熊希齡
特別使熊希齡震驚的是，連續多年來，湖南各地相繼發生了下層人民的「叛亂」事件，其中尤為突出的是1891年發生於湖南溆浦與1892年發生於醴陵的兩次會黨聚眾起事。這兩次會黨起事幾乎都進襲了縣城，突入衙署進行焚毀，並擊斃團首兵丁多人，還衝破監獄劫走犯人，「幾至釀成巨患，幸善池無大志，僅閱月而平」。
所有這些，使得熊希齡感到「湘中人心浮動，處處皆病」。他認為這己經構成了湖南政局不穩的危象，「已形之病僥倖少癟，未形之病尚虞伏莽也。」所謂已形之病，指的是已經發生於各地的會黨起事，如"醴陵、溆浦之禍"；所謂未形之病，則指肇亂的各種因素，熊希齡說這些因素，"伏莽民間，滔滔皆是"，"病而不藥，則病癒深而不可治矣」。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