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史，就是秦國的崛起、奮進史；而在這個過程中，除了掌舵的秦王外，對秦國貢獻最大的還有三位秦相：商鞅、張儀與範雎。
這三個人都不是秦國人，他們為秦國服務的時段也很有趣：商鞅（公孫鞅）公元前361-338年，張儀公元前333-310年，範雎公元前270-255年（張、範兩人之間，掌握秦國大權的是外戚魏冉），三個「外國人」幾乎是以「接力」的方式，聯手推動了秦國一步步走向強盛。
那麼，他們各自在秦國的歷史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呢？為什麼這三個「外國人」能左右秦國的發展？下面依序道來。
公孫鞅（商鞅）：秦國崛起的引路人，秦王朝的奠基者
商鞅變法對於秦國的作用，可以用「脫胎換骨」四個字來形容。公孫鞅入秦前，秦國偏居西陲，長期被以魏國為首的三晉打壓，甚至還出現過數十萬人被吳起的數萬人擊敗的慘烈經歷；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時，秦國淪落到備受中原諸侯國歧視：
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馀...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
中原各國，無論大小，都把秦國視同蠻夷。所以時年21歲的秦孝公決定奮發圖強，甚至對全天下宣稱，誰能讓秦國強大起來，自己願意給他「尊官、分土」的待遇。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在魏國鬱鬱不得志的公孫鞅，帶著李悝的《法經》，以及在魏國的所見所學來到了秦國。他在秦國推行的變法，並非是憑空創造出來的冒進之舉，而是依據當初李悝變法的理論、經驗與實踐，結合秦國文明落後、地貧人稀、制度僵化的現實，建立起了以法令為依據、以賞罰為工具，將功名利祿與農戰功績掛鉤；再加上郡縣制、連坐制，將各階層牢牢捆綁在君主的意誌之下，打造成了一部有序運轉的國家機器。
可以說，商鞅變法，讓秦國站在魏國這個戰國初期巨人的肩膀上，實現了跨越式發展。變法施行短短十年後，秦國變了一副模樣：
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私鬥，鄉邑大治。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力度最強、範圍最廣、執行最徹底的法家變革，甚至可以被稱為整個中國古代最系統化、最成功的改革（沒有之一）。
而其後秦國再度與魏國交手，被按在地上摩擦的就是後者了。西元前340年，商鞅率秦軍奪回了河西之地，標誌著秦國正式打破魏國的壓制，由此衝出關中、殺向中原；各國從此再無寧日，遭受秦國虎狼之師上百年的不間斷蠶食。
而在商鞅死後，他的變法並沒有被廢除，秦國繼續在他設計的道路上穩步前進，最終一統天下。其後，秦始皇以秦國的變法實踐為基礎，結合李斯、韓非子等人的補充，初步建立起了其後中國封建時代大一統王朝的製度框架。商鞅不僅在秦國歷史上無人可及，在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史上也具有開天闢地的重要地位。
張儀：以連橫斷合縱，秦國對外戰略的破局者
張儀為秦國的最大貢獻，就是打破了齊、楚聯盟，解決了秦國東出的最大障礙。
在秦國拿下河東後，魏國一蹶不振，天下格局變成了秦、齊、楚三強並立的局面。齊國自不用說，透過桂陵之戰、馬陵之戰，把魏國拉下了頭號強國的寶座，趙、韓及週邊各國紛紛來朝，「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楚國的實力則更不容小覷：齊國強是吧？那我就修理修理你，看看誰才是真正的老大。西元前333年，出於對齊、魏國互相稱王不忿，楚國揮師北上，在徐州擊敗如日中天的齊軍；公元前323年，楚國將領昭陽在襄陵擊敗魏軍後耀武揚威，其後調轉矛頭動向攻齊，齊王靠著縱橫家陳軒的幫助勸退楚軍。
而在此後，出於對秦國進入中原的戒備，齊、楚先後參加了蘇秦發起的合縱陣營。雖然期間六國聯盟屢次被毀，但齊楚兩大國關係相當密切，是實際上的盟友關係。根據《戰國策》記載，西元前313年，齊國甚至還幫助楚國攻打秦國並佔領了曲沃。
所以，秦國一直對這兩國恨得牙癢癢，特別是在齊國把燕國車了一遍之後，秦國的危機感更加強烈：東方竟然出現一個能跟自己匹敵的強國？絕對不允許！但以一敵二顯然不太現實，只好慢慢尋找時機。
西元前314年，帶領齊國邁向巔峰的齊威王去世了，當時20歲的齊湣王繼位，這在秦惠文王看來無疑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以三寸不爛之舌為武器的張儀，則成了他的殺手鐧。
早在西元前333年，張儀就來到了秦國，這段時間他一直孜孜不倦幫助秦國削弱、打壓自己的母國。當然業績還是比較優秀的，甚至還因功被封丞相。而當秦惠文王決意對楚、齊動手後，首先就想到了這個最擅長搞離間、破壞的手下。
接下來的情節大家比較熟悉：張儀來到楚國後，許下600裡商於之地的空頭支票，唆使楚、齊兩強斷交；楚懷王照辦後，他卻堅稱當初承諾的是6里地。其後惱羞成怒的楚懷王倉促派軍伐秦，卻在丹陽大敗、被陣斬八萬人，漢中地區也被秦國奪去；其後的藍田之戰中，楚國再次遭受重創，甚至差點被韓、魏兩國抄了後路，可謂偷雞不成蝕把米。
當然，其後張儀還有忽悠各國紛紛與秦國連橫的光輝戰績，但他對秦國的最大貢獻，首推這次對楚國的連環計。此事徹底改變了秦、楚、齊三強鼎立的割據，楚國地位一落千丈，其後在秦國的持續打壓下逐漸失去了逐鹿天下的資本，天下變成了秦、齊並列的格局。
張儀對於秦國而言，可謂及時下雨。當初在奪回河西後，秦國立即引起了東方各國的警惕，這也是蘇秦的合縱之策得以順利實現的外在原因。而張儀，則成了阻礙六國抱團的頭號攪局者。那時的戰國人，曾這樣描繪張儀等人的威力："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此言並不浮誇。
範雎：遠交近攻、收回王權，秦國中後期戰略的操盤手
西元前270年，魏國人範雎逃到秦國，以「遠交近攻」的戰略，迅速博取秦昭襄王的信任。
在宣太後、魏冉當政時，秦國延續著對東方各國的壓制，但戰略思維並不清晰，出於四面開火的狀態。就在同一年，魏冉曾越過韓、魏，不遠千里打擊齊國，但這以行動的目的只是為了擴大他的封地陶邑，對秦國的利益並沒有帶來增量，相反還會帶來四面樹敵的風險。
因此，範雎認為，為了提高秦國的擴張效率，不如向東交好齊國，將精力集中於家門口的韓、魏兩國，實現「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的目的。並且，在佔據兩國所處的中原核心區後，秦國就掌握了通往東方各國的中樞，進可攻、退可守，燕、趙、齊、楚國都將直面秦軍的兵鋒。
這項戰略得以實現的前提是：齊國願意配合。但對此範雎胸有成竹，十餘年前，曾爆發了「五國伐齊」的事件，齊國幾乎面臨了滅國之災。後來雖僥倖復國，但實力早已與幾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並且與東方各國已貌合神離。
這項策略立即得到了秦王的認可，並立即付諸了行動。其後，秦國基本上貫徹了這個戰略：安撫、麻痺齊國，大步吞食身邊的三晉。最終，到了嬴政時期，秦國按照韓、趙、魏、楚、燕、齊的順序實現了統一天下的夙願。
範雎對秦國的第二大貢獻：驅除「四貴」、收回王權。
所謂的四貴是秦昭襄王的四位親屬：舅舅笠侯魏冉、華陽君羋戎，弟弟高陵君、涇陽君。秦昭襄王繼位30多年來，在母親宣太后的主導下，秦王的權利受到了很大製衡，正如范雎所言：「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退無諱，高陵進退不請」。
這樣的局面其實很危險：戰國以來，那些王權被分散的諸侯國幾乎都會自我削弱，比如一代雄主趙武靈王分權給兒子，自己落得餓死的下場，趙國也失去了更上一個台階的機會；孟嘗君在齊國權力滔天，最終他為了爭權，竟然鼓譟各國伐齊，為樂毅當起了「帶路黨」。
如果說雄厚的國力奠定了秦國的發展下限，那麼，集中王權、規避風險，則關乎秦國的成長上限。在範雎的鼓動、規劃下，西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廢掉母後，將魏冉、華陽君、涇陽君、高陵君全部驅逐，從此將大權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大權在握，反過來又是落實「遠交近攻」戰略的組織保證。 4年後，在搶先中原高點—上黨地區的過程中，秦國與趙國之間爆發了著名的長平之戰，一舉將這個東方頭號軍事強國打得只剩半條命，此後的秦國，基本上已經沒了對手；秦昭襄王死後四年，嬴政接位，秦國統一天下的目標已觸手可及。
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認為：商鞅、張儀、範雎三人，是聯手推動秦國邁向統一之路的頭號功臣。同時，從上文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來源地出奇的一致：魏國。這怪像的出現，其實存在著必然性。
以人才為核心競爭力，秦國君主的意圖深藏玄機
商、張、範三人，都是魏國貴族政治的棄子。自從魏文侯去世後，也許是對本國的實力過於自信，魏國統治者逐漸失去了進取心，貴族政治再度復闢，連續幾任魏相都出自貴族；魏武侯即位後不久，當時最為頂級的的政治家、軍事家吳起，被魏相公叔設計逼走。
而衛國公孫鞅來到魏國後，恰好選擇了在公叔痤瘡手下效力，不過一直得不到舉薦。直到彌留之際，考慮到這位奇才已經不會危及自己地位，公叔痤瘡才向魏惠王大力推薦；但事出突然，公孫鞅壓根沒進入魏王的法眼。
張儀雖為魏國人，但他根本沒有進入魏國朝廷的考慮範圍："儀遊諸侯無所遇，困於楚"，靠著蘇秦的幫助才來到秦國。
而範雎則是去秦國逃命的。魏相魏齊輕信諦言，認為範雎向齊國洩露本國機密，因此不問青紅在白，將其打得半死，甚至讓食客向其身上撒尿羞辱。為了活命，範雎改名換姓，跟隨秦國使者王稽逃離了魏國。
魏國而這三人離開魏國後，無一例外把魏國當成了頭號報復打擊的對象。魏國的隕落，正是拜自己人所賜。
秦國為何能對外來人委以重任，甚至將國家發展大計全盤相託？所謂窮則思變，在公孫鞅入秦之前，秦國"地方千里者有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就是地廣人稀、土地貧瘠；沒有實力，對外也是有心無力，常常被各國羞辱。
若一個人已經退無可退，就不會有所顧忌。國家亦如此，因此秦孝公才願意將改革大業全權交給公孫鞅操辦。而由此嚐到甜頭後，其後秦國對各國人才一直持開放、歡迎的態度，並依靠這種人才紅利保證了國家戰略的不斷更新。
任用外人來制定國家戰略還有一個好處：削弱本國的既得利益群體。一個國家在同一個軌道上行進太久，就會滋生一批既得利益者，為了維護現有權益，這些人天生對改革抱敵視態度；而任用在本國沒有裙帶關係、沒有利益糾葛的「外國人"，則是秦國君主用來重新切割蛋糕、保持政權生命力的不二法門，甚至屢試不爽。
說穿了，外國人才只是實現目的的工具，秦王本人才是背後的操縱者。而在達成戰略目標後，這些「外國人」往往成為秦王用來平息眾怒、穩定人心的最佳替罪羔羊。這就是商鞅、張儀、範雎三人最後都難以善終的本質原因。
無論意圖如何，最終秦國確實依靠各國（尤其是魏國）的人才促進了國家實力的滾動增長，並最終讓嬴政"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禦宇內"，依據統一中原，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時代。
以史為鑑，講歷史只是手段，指導現實才是目的。重視人才，關係到一家、一國的榮辱興衰。希望我們的社會越來越重視人才的培養、保護、使用。
參考資料：《史記》《資治通鑑》《商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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